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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地区的孩子能够接受文化资本的第一步是得有上学的机会，但显然并不是每个孩子都有这样的机会。一个家庭如果有几个孩子上学，而家里又认为没有办法同时供几个孩子上学的话，就只能让其中的某些孩子放弃，被迫放弃的孩子并不是因为没有接受文化资本的天赋，而是受困于家庭的经济条件，以及父母供养孩子上学的决心，这种决心又是取决于父母对文化资本的信心以及对孩子能否“读得出来”的预期，这种情况在农村很常见。辍学的孩子就被剥夺了通过积累文化资本而改变命运的机会。文化资本的积累是需要有经济资本为前提的，而且还要有足够长的空闲时间，只有家庭条件足以承受一个孩子在较长的时间内不挣钱，并且相信现在对孩子上学的投资优于让他尽早挣钱时，才能使家长下决心继续供养孩子上学。因为家里条件差，W8的二哥被迫辍学。他说：“我们那时候正在长身体，后来因为干农活缺人手，就让我二哥回家了。其实他学习挺好的。……我二哥是因为我父母要种60亩地，最后没有办法，只好让二哥回家，因为他比我大一点。我想如果我大一点，劲大一点的话，就可能就是我回家了。”

W8的家庭在“文革”期间处于社会最底层，那一段经历在W8的脑海里记忆犹新。他说：“我爷爷兄弟八个，除了我爷爷最小留在家里，其他的都出去了。一解放全部被抓回来，两个被枪毙了。还有两三个狼狈不堪。”“我们小的时候，爷爷劳改去了。我父亲干的事情是别人的3倍，晚上12点回来，早上天不亮就不见了。”“那时候哪里还能想到今天呢？我爸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家里没过过年。每年最辛苦的活都派他去干。像我们这种家庭是最差的。”他家兄弟姐妹五个，妈妈在那种生活状况下对未来不抱太多希望，以至于当孩子一个一个长大成人之后母亲感慨地说：“没想到你们都活过来了。”能够活下来就已经是当时想到的最好的结局了。至今W8还记得母亲开会时跟人说的话：“咱们干啥生这么多，活也活不了。活下来咱们这么穷，成分又这么坏，赶明天媳妇也讨不到，干啥呢？”　当生存成为生活的重心的时候，人们无暇顾及其他。只能像余华笔下的徐福贵一样，“活着”本身就是生存的目的。而一旦物质生存条件稍有改善，人们又开始有了新的梦想。

W8的家庭悲剧源于他的家庭出身。他们家族是一个具有读书传统的大家族。他说：“我家祖辈读书的不少，文化大革命时都被枪毙了，家破人亡。我四爷是县太爷，他的几个儿子都做过国民党的官，解放以后家破人亡。所以我太爷留下一句话：以后让你们的子女千万不要读书了，读书害人哪。”尽管如此，这个家族对于读书上进的信念始终没有放弃。W8的爷爷常常对自己的孙辈说：“大爷爷可跟我不一样，人家是识字人。”在物质极度匮乏、精神备受践踏的环境下，仍然保留着对“识字人”的尊重，而且也有作为识字人家的自豪，他们对于文化的尊重已经刻骨铭心。按照柯林斯的观点，“教育既可选择具有精英文化的英才成员，又能促使下层或中层成员对英才文化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予以尊重。”张人杰主编《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第55页。W8的父亲也是读书人，他在一所机械学校上学，1957年上的学，读了2年半之后又赶上自然灾害，半途而废了。W8的家庭深深知道文化资本的价值。W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