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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然讲不清楚。”他俯瞰着机身下的大地，说着：“看见了吧！石湖落到后边去了，前面就是县城，再往远看，该是滨海，认出来了吧？当年芦花就通过运粮河，把枪支弹药送到我们那儿去的。如今是密密麻麻的防风林带，河，看不见啦！”

“你在给我绕什么弯子？”于而龙问。

“还记得你夫人怎么指责我的吗？”

“哦！你居然会往心里去？”

“哈……”他笑了：“历史有时是一笔糊涂账，正确的永远正确，而替罪羊则不能得到原谅……”

那天在餐桌上，由于“将军”规定了话题，加上劳辛要写《女游击队员》那首长诗，缠着谢若萍，非要她讲讲芦花在望海楼和王经宇交锋的过程。

谢若萍笑了：“我讲不成问题，只怕有人不乐意听呢！”

江海看看她：“我不是头回站在被告席里，十年，锻炼出来了。”

“那好，我来说一说……

“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我的观点，有的人，死了死了，死了也就了啦，谁也不再惦念他，甚至还竭力把他忘却；但有的人，虽然永远离开了人间，可似乎觉得他还在我们身边，同我们一起生活、战斗，参与到我们的欢乐或者痛苦中来，息息相关。心里总存在着逝者的形影，而且奇怪的是，他不是强赖在你心目里的，也不是非让你记住他不可，不，而是你自己特别珍惜那惟恐愈来愈淡的形象，所以就深深铭刻在心里。芦花正是这样一位虽死犹生的亲人，她离开我们快三十年了，我想她现在肯定和我们一样高兴喜欢，说不定像‘将军’和路大姐那样要喝上一盅。

“我们许多同学都是差不多先后参加支队的，男同学都通过封锁线到湖西了，可能因为我是个女同志，留在了湖东。是的，我们一个个都是芦花动员走上革命道路的。

“她对我要格外关照些，虽然她对小队其他同志也都不差，但我感觉到她好像把我和肖奎——那个快嘴丫头，看得更亲切些。有些机密，有些心事，并不回避我们，因为小队只有三个女同志，而且总是住在一起，像姐姐似的关心着我们。

“一九四四年的秋天，芦花去滨海开了个会，因为那时我们跨区活动，似乎接受着双重领导。是不是啊？老江！也就在那次会上，作出了一个极其荒谬的决定，要我们把缴获的一批武器转移到滨海坚壁起来。

“我至今也不相信，那样一个不信邪的芦花，明知道是错事，为什么不站出来反对？难道她真的相信那些假情况？笑话，我们在城里的地下工作同志，怎么从未反映过一点？是我负责联系的呀！

“‘不就是那点点白薯干，江海就狮子大开口啦！’”

江海停住刀叉，怔住了。

“芦花批评了肖奎，叫她沉住气，别瞎说。

“我也劝说指导员：‘大姐，办不到的，等于给敌人白送，还是老办法好，细水慢流，通过咱们的联络渠道转运过去。’

“‘来不及啦，鬼子很快就要秋季大扫荡了！’

“‘滨海的情报可靠吗？’

“我们吃过麻痹大意、毫不在乎的苦头，但过度警惕、神经过敏，也使我们上了不少当。不适当地夸大敌情，弄得草木皆兵，疑神见鬼，也坏了不少事。”

“将军”插话说：“不奇怪，杯弓蛇影，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在战争年代，或许还可原谅。”

“不过——”劳辛说，“现在已经成了整个社会的心理状态，真可悲——”

“诗人，要罚你酒啦，出题啦！今晚只谈过去——”周浩又掉脸朝发愣的江海说：“吃啊，干吗按兵不动？若萍说你两句，看紧张的。”

江海叹了口气：“‘将军’，这是断不清的官司！”

谢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