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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上对口腔疾病的治疗都是统一的，可是到了每一个牙医那里又各有不同。比如对蛀牙的治疗和处理，不同的牙医就会有不同的方法。尽管是取大同存小异，毕竟是各有各的绝活。这就要求牙医助理在帮助不同的牙医时必须要有不同的方法。

我先将书上讲的和莫理斯的口腔疾病治疗方法，进行了分析、整理，找出共同点，清楚地了解了莫理斯的独特之处。接下来，我强求自己将每一种疾病的治疗程序背下来。对于照射X光片和制作牙齿模型等动手的工作，我都反复实践，力求X光片的清晰度以及模型的逼真性都达到良好的程度。

这样一来，我在思维上永远都比莫理斯先行一步。也就是说，我在做手头事的同时，清楚地知道他下一步会有什么动向。这样我便可提前练习准备。

这样，我从助理逐渐成了主力。世上的任何一种工作要做完善，就要靠一个团队的协调、智慧和力量来完成。工作中，没他不行，没我也不行。这一点倒是歪打正着地对上了犹太教教义中说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我们在助理工作上遇到困难是常有的事。每当我们有了难处时，莫理斯总是拿出一些建议性的意见，但是不做具体指导。他鼓励我们自己想办法克服困难，由此培养了我们这些人的自信心和处理问题的独立性。对于我这个作助理的微小进步，他总会送给我一份小礼物以示鼓励。有时我做错了事，引起病人不满，他也不发脾气，而是亲手教我该怎样做。并会对病人说，他是医生，有不满意的地方跟他说。他给了我们充分的权力去想办法克服我们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困难，继而更好地履行我们每个人的工作职责。

在莫理斯身边，我同时也学到了他对病人的一视同仁、不分高低贵贱的优秀品质。众所周知，在当今这个艾滋病肆意流行的年代里，我们这些从事口腔医学的人，其安全受到了直接的威胁。在莫理斯牙医的诊所里，常会有一些艾滋病的携带者出现。从人格上讲，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并不因为某种人是艾滋病的携带者，就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歧视。所以，在莫理斯的带动下，我们都墨守这一个这样不成文的原则。首先，我们不会因为下一个病人是艾滋病患者，就戴上五层超薄的手套，再戴上八层口罩。不会的。若是那样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样子，无疑会造成病人的心理负担。所以，从莫理斯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往常的装束，一件纸的一次性的工作服、一副手套、一个口罩而已。在病人离开之后，我们就必须进行及时、彻底地消毒。其内容包括：消毒牙科座椅、口腔器具、更换工作服和用特殊的药液泡手等。这种做法，既保护了艾滋病人的自尊心，又防止了交叉感染，两全其美。所以，尽管全过程极其繁琐，我们仍旧这样不厌其烦地做着。

另外，让我记忆犹新的是，莫理斯多年来的一个老病人艾琳夫人。她不仅是个非洲裔，同时还是个聋哑人，而且她还是个爱挑剔的老人。每次她来，都带来许多奇奇怪怪的问题。她将问题都写在纸上，让莫理斯一一作答。莫理斯并没有因为她是黑人、老人和聋哑人而嫌弃她。相反，他会戴上老花镜，认真看、认真写。艾琳则每次都拿着“答卷”满意而归。看一次医生，如同上了一节答疑课。而且为了和艾琳交谈方便，莫理斯牙医居然会一些哑语手势，也不知道他是哪里学来的，而且打得既不慢又很流利。到了后来，我也跟着学会了一堆英语哑语手势。

坦白地说，我在莫理斯诊所工作的日子里，不仅将牙医助理的技巧锻炼得更加娴熟，也学到了助理工作以外的许多东西，学到了犹太人身上的许多优秀品质。这不仅为我在工作上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同时也成为我事业上的一个美好起点。在这以后，我又先后和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牙医一同共过事。无论我走到哪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