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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態度自然也離不開美國人由於和英國具有共同的政治觀念而對後者產生的親近感。不管在不同的地區對於這些觀念有著多麼不同的表述，它們自其首倡者從北海的日耳曼海岸遷居他地之日起，在過去的十五個世紀中，在英國及其各個殖民地區分別得到了獨立的、不盡相同的弘揚。不過，美國是否重視與英國的關係在根本上還是取決於它是否冷靜地權衡了各種可能，分析了各種平衡關係並認識到它不可能脫身於各國間的關係之外，也不可能在沒有清晰觀點的情況下穩妥地處理與他國的關係。目前，如許多人所看到的，在美國和歐洲國家都有其各自利益的領域，美國在推行自己的某些政策時，即使沒有和歐洲國家攜手合作，至少也盡力地和它們進行磋商或求得協調。從這中間透出的正是一些美國人對於美國涉足世界政治的心照不宣的認可。他們不能不承認，美國再也不能將自己與其他國家的關係局限在美洲地區和門羅主義的範圍之內。

當然，我們一直和某些國家有著特殊的關係。不過現在和以前相比的變化是，從前我們和其他國家離得較遠，相互間的關係被嚴格地限制於關於美洲問題的討論之內。而現在，東方的動盪局勢、東方的發展需要以及西方的工業和資源通過填補這種需要而獲益的機會成為了歐洲國家和美國的共同關注所在。中美洲、南美洲和針對這些地區的門羅主義也具有同樣的性質。各國在上述地區的接觸既可能增加有關國家間的利益一致性，也可能導致衝突。這兩種情形都會促進幾個強國間的力量組合。國家有時會覺得和其他國家採取一致的外交行動是理所當然之事，另些時候又會發現它們相互間更多的是分歧。當今，各個力量之間的相互作用無所不在，我行我素只能是自毀前程的愚昧之舉。緊接而來的問題是：是否應抱著一種機會主義的企圖去就事論事地處理各類問題？是否在國家間能夠找到政治理念和戰略考慮方面的根本一致，從而依照這點推行始終如一的、強有力的國家政策？

絕不能把重視與他國的一致之處看成是有意謀求正式的同盟。出於以認識和經驗為基礎的對某人的信任而毫無勉強地與人合力共事是一回事，在一個長時間內使自己受縛於某種義務則是另外一回事。即使美國的傳統政策不是刻意避免因一時之需締結長期性的同盟，想勸說美國人民承擔同盟義務也只能勞而無功。得不到國內大眾的一致支持，美國締結同盟也毫無意義。不過，如果美國人民基於對國際形勢的全面理解支持結盟行為，美國對於同盟關係就能揚其長、避其短，美國的一般政策也會從結盟中受益非淺。門羅主義本身就反映了美國公眾的認識，政治家們只不過將這種認識總結、深化並精確地表述出來。作為一項國家要求，門羅主義的生命力就在於它是否能繼續和美國人民的心理傾向相一致。這種傾向並非一直能被一清二楚地理解，但的的確確決定著美國的對外行動，雖然它不具備其他什麼約束力量，不象一項協定那樣有著人為的效力。

在本文的前部，我順便引用了斯塔布斯的觀點，即均勢因素是打開1500年至1800年間的歐洲近代史的鑰匙。這位其研究方法非凡地影響了同時代的國人的思想深邃的歷史學家還曾言道，在我們稱為中世紀的前一個時代，各個民族都是各行其事，不象今天的國家這樣有著日常的對外交往；各國都不具備國家行為的一體性，而這正是嚴格的國家層次上的行動得以產生的前提。當時，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尚處於形成之中，在一塊領土之上存在著許多獨立的子單位，行為主體的眾多使一國政府根本不可能象在今天這樣籌劃或完成一項由它進行良好控制的行動。用斯塔布斯的話來說，當時的政治舞台呈現的不是一出有條有理的戲劇，而是一幅雜亂無章的場景。

當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組成為一個單一的國家時，當法國不再是一個封建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