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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通过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为人之道和治国之道正好全部讲透了。一国的军队有六师一万二千人，就完全可以攻伐敌寇，横行天下了，有令即行动有禁即停止，不一定是效法了什么东西。孔子编写《春秋》，只记载了鲁国十二公，正像一国的军队有六师一样；将士有一万二千人，正像《春秋》纪年有二百四十二年一样。六师一万二千人，就完全可以组成一国的军队，那么孔子通过《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的纪事，也完全可以阐明自己的道理了。论说此事的人喜欢把道理说得神乎其神，把意义夸大得毫无边际，认为不这样做就会遭受祸殃，所以经传的篇数，都被说成是有所效法的了。考订核实根本，评论那些文章的含义，孔子编写《春秋》和那些贤人写书，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圣人写经，贤人写书，意义和道理讲尽了，文辞完备了，就构成了篇。他们编写一篇，就把同一个种类的内容归在一起，把章节互相连接起来。如果种类不同，论说不一样，就另外写成一篇。意义不同文章就不同，事情改变了篇目也就更换了，根据事情的意义来写作，有什么效法模仿的意思呢？

【原文】

81·7或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寿九十，中寿八十，下寿七十，孔子据中寿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说为赤制之中数。又说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浃，王道备。夫据三世，则浃备之说非；言浃备之说为是，则据三世之论误。二者相伐而立其义，圣人之意何定哉？凡纪事言年月日者，详悉重之也。《洪范》五纪，岁月日星，纪事之文，非法象之言也。纪十二公享国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说矣。实孔子纪十二公者，以为十二公事足以见王义邪。据三世，三世之数适得十二公而足也。如据十二公，则二百四十二年不为三世见也。如据三世，取三八之数，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说者又曰：“欲合隐公之元也。不取二年，隐公元年不载于经。”夫《春秋》自据三世之数而作，何用隐公元年之事为始？须隐公元年之事为始，是竟以备足为义，据三世之说不复用矣。说隐公享国五十年，将尽纪元年以来邪？中断以备三八之数也？如尽纪元年以来，三八之数则中断；如中断以备三世之数，则隐公之元不合，何如？且年与月日，小大异耳，其所记载，同一实也。二百四十二年谓之据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有数矣。年据三世，月日多少何据哉？夫《春秋》之有年也，犹《尚书》之有章。章以首义，年以纪事。谓《春秋》之年有据，是谓《尚书》之章亦有据也。

【注释】

赤制：指汉朝。按阴阳五行说，汉朝是火德，而五色之中与火相应的是赤色。中数：半数。为赤制之中数：按谶纬说法，孔子作《春秋》是为汉朝制法，而断十二公，是表明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已尽，一姓不得再受命。《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是孔子为汉朝预先制定的享国年数的一半。五纪：指岁、月、日、星辰、历数。

邪：表肯定，同“也”。

三世：“三世”二字不当重，或即下“三世”二字当作“三八”。

说：据文意当为“设”。五十年：实际上鲁隐公享国十一年。

【译文】

有人解释《春秋》记载的二百四十二年，认为上寿九十年，中寿八十年，下寿七十年，孔子是根据中寿年数的三代而作《春秋》的，三八二十四，所以是二百四十年。又解释说这是汉朝享国年数的一半。又解释说这二百四十二年，为人之道周全，君王治国之道完备。如果根据中寿三世而确定年数的这个说法正确，那么所谓把“人道”、“王道”讲透的说法就不对了；如果说所谓把“人道”、“王道”讲透的说法正确，那么根据中寿三世而确定年数的说法就错了。二者互相冲突而想确定它的含义，圣人的本意又怎么来确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