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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经济的因素，决定我们为些什么目标而奋斗。如果我们为金钱而努力，这是因为金钱能给我们最大的选择机会来享受我们努力之果实。可是，在现代社会，由于我们有金钱收入，而大多数人的金钱收入又有限制，于是我们才感觉得到或多或少的贫困。在这种情形下，许多人憎恨金钱，说金钱是限制我们收人之符号。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系出于倒果为因。（东方则历来更有一奇特现象：在一方面，有些人高谈心性，对于金钱货利亦若不足挂齿者；在另一方面，许多人则以不可告人之手段在阴暗中搞钱。一在云端，一在地狱，很少正视金钱货利问题而构成一正确观念如英美经济思想家之所为者。一些道学先生调子悬得高入九天之上，罔顾人众实际生活之实际需要，于是一崩溃下来，若决江河，不可收拾，遂成今日之“金钱世界”。其他许许多多建构之崩溃，至少有一面系由同因所致。有些地方之所以糜烂至此，这类空谈心性的道学先生，是要负一方面责任的。当然，从学术眼光或思想品质方面看，理想主义的唯心论，较之经济的唯物论，其品质之高，实不可以道里计；但是，就效应或影响来看，在历史的长远演程中，二者之实际距离还小于其理论距离：绝非如理想主义的唯心论者所想象的，二者落入现实之距离亦若其理论距离之远。喀尔文之极权如配备现代统治技术，与斯达林之极权相较，二者所加于人众切肤之痛，初不因前者标尚宗教理想后者标尚唯物史观而有以异也。如谓理想主义的唯心论在现实中坏的影响与唯物论的有何不同，大体言之，前者之危害人类系阴柔性的，而后者系阳刚性的。当然，现代极权主义者如斯达林之流，深悉个中窃要，常将二者综合而运用之：心灵与物质一齐利用，一齐统治，两个极端“统一”结合，于是亘古未有之大乱临头焉。世之乱谈理想主义者，可不冷静反省哉？——译者）

金钱是人类所发明的自由之最大工具之一。在现存社会里，金钱为穷人大开自由选择之门。此一选择范围较之许多年代以前为富人开启的范围为大。许多社会主义者特别认为，我们在“金钱上的动因”，已经大为“非经济的激力”所代替。果真如此，而且我们考虑过金钱的真正意义为何，那末我们就比较了解金钱的作用何在。假若我们工作所得的一切酬报，并不以金钱偿付，只以社会地位或特权之形式偿付，或超越他人之权力来偿付，或以较佳之住宅及食物来偿付，或以旅行机会或教育机会来偿付，那末就意味着一点，即不复允许受酬者有选择之自由，而且给予酬报者不仅能决定报酬之大小，又能决定了受酬者享受酬报时应取何种形式。（译者按：以苏俄为模范的一切极权地区系以各种不同的程度这样办的。这种办法，叫做“包办”。未有极权而不“包办”者。但是，饥者易为食，渴为易为饮。当人被逼至一种境地以致失去生活之一切资据而饥极渴极时，也就顾不了许多，只有接受这一套办法，甚至唯恐求之不得了。多数不得不接受这一套办法者，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几乎定型的生活方式：其中有许多“资深”者离开这一套办法便无以为生。这么一来，这一套办法，逐渐成为统治纽带之一环，或支持统治之一面。这套办法一与统治结不解之缘，势必逐渐扩大。扩大之结果，不是吞没整个社会，便是斲（zhuó）丧整个社会之生机。于是，社会日渐丧失其独立性，步步走向非依赖统治机构不能生存之途。社会如此，遑论个人？个人之准备受酬者，只得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人的尊严，岂不扫地以尽？所以，今日人类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并不是这一集团或那一集团的现实权力得失的问题，而是“人之所以为人”受到挑战的问题。只有从这一基本处着想，我们才能摸到对抗极权制度的痒处。如不此之图，其他恐是表面文章。）

在有关经济的事务中，我们应能自由决定什么事物对于我们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