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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后来我给他钱，他还把我喝斥了一顿。

我和海鸥找到县一中“中招办”时，正是吃中饭时间，办公室门紧锁着。我们只好在门前等，渴了，就到自来水笼头前喝几口水。

好不容易等到时老师回来，大约是刚刚吃过中饭，他红光满面的，一边走路一边剔着牙齿。和四年前相比，他胖了许多，没有半点当年的棱角，脸上始终笑眯眯的。

他看都没看我们，径自开了门坐到办公桌前，我忙拉着海鸥跟了进去。时老师公事公办道：“你们是来交择校费的吧。”

我笑笑：“时老师，你不认识我啦？我是０４届的杨海燕啊，有一次我感冒了，还是你带我去医院看的呢。”

时老师仔细端详了我一阵子，也惊喜地说：“杨海燕，我记起来了。听说你考上大学没去上，我还为你惋惜了好一阵子呢。没去上大学，后来你做什么去了？”

我不好意思地说：“我去东莞打工了。”

这时，办公室又进来一个老师，这位老师貌不惊人，却长着一个大大的红鼻子。“红鼻子”老师坐在了时老师对面的办公桌前，似笑非笑道：“听说在那边打工的女孩子，都叫打工妹，是吗？”

时老师也恍然大悟：“真没想到你也成一个打工妹了，可惜啦。那么好的一所学校，当时你家摔锅卖铁也要应该让你上的呢。”

“打工妹”这三个字从他们嘴里轻轻吐出来，充满了不屑与蔑视的意味。我心里郁闷得要死，很想质问他们：“打工妹怎么啦？”但想到有求于我，我还是勉强笑笑：“如果摔锅卖铁也凑不齐，并且就算凑齐了，弟弟就得辍学，妈妈就会要饭，我怎么忍心去上学？”

时老师还是问：“不是有贷款吗？”

我苦涩地说：“贫困生要想申请国家助学贷款，仅印章就要盖７０多个，再说我也不一定够那个资格，我有一个从小到大的朋友，读了四年大学，申请了四年，却连一次都没贷上；一般贷款呢，必须有比你所需要的贷款价值更高的存折或物品做抵押。我要是有比贷款价值更高的存折或物品，我又何必去贷款呢。退一步讲，就算这些条件成立，我还要养家糊口呢。”

时老师终于沉默了，叹了一口气，忽然微笑着说：“你猜猜看，前几天我见到谁了？”

我奇怪地问：“你见到谁了？”

３４８。

他笑意更浓了：“我见到戚威了，他回来看他奶奶。你知道吗，他和你一年考上的，是北大，现在毕业了，正在为继续读研究生还是出国发愁呢。”

我“哦”了一声，自愧不如。在我看来，无论是读研究生还是出国，都是一般人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真想不到还有人为此发愁呢。

戚威是我高中三年的同学，也是文革时下放的北京女知青的儿子，北京女知青后来嫁给当地一位稍有头脸的乡干部，那位乡干部官运亨通，直到升任为副县长，戚威也随父母进了县城，是在县一中读的初中。

当年我们镇有几百名学生参加中考，也只有十几个同学考上了县一中。进了县一中知道，我们农村学生的中考分数线，竟然比那些拥有县城户口的同学高了整整一百零一分。

高中三年，戚威表现平平，成绩也一直在中游徘徊，当时所有的老师和同学都认为，他最多只能上个普通大专，也许连大专都考不上。可是在高考前夕，他家不知通过什么关系把他的户口迁进了北京。让我万万想不到的是，一直表现平平、成绩中下游的戚威，竟然考上了北大！而我们班每次和他排名不相上班的同学，却只考上了普通大专！

时老师笑道：“你没想到吧，所有人都想不到，按他的成绩，我们学校的高中毕业生，最起码有一半可以够得上北大的。可因为户口是四川的，连本科都上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