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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鴻臚寺分管所謂&ldo;朝貢&rdo;事務。鴉片戰爭後，國門被打開，清政府設置五口通商大臣。這是以欽差身份領職的兼差，名義上辦理通商事務，實際上承擔戰後處理外交關係的重大任務。可是，經過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外交涉廣達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個領域，&ldo;向由外省督撫奏報，匯總於軍機處&rdo;的處理外事慣例顯然不合時宜了，既非專官亦無專署的五口通商大臣也不能勝任外務。當時，奕訢就指出：&ldo;近來各路軍報絡繹，外國事務頭緒紛繁，駐京之後，若不悉心經理，專一其事，必致辦理遲緩，未能悉協辦理。&rdo;西方列強，為保障既得利益並謀求日後的擴張，也十分不滿清朝的外交處理辦法，英國公使魏妥瑪就曾說過：&ldo;如能設立專辦外國事務地方，則數十年求之不得。&rdo;

總理衙門的成立，雖然只是清朝統治者消極適應紛紜複雜的外交局勢的產物，但它的成立，也是對中國閉關自守、盲目排外傳統的拋棄，表明清朝統治者在事實上承認了國家主權平等、通過和平談判解決國際爭端等具有近代性質的國際準則，這比&ldo;或剿或撫&rdo;是一大進步。

總之，總理衙門的成立開闢了清朝外交的一個嶄新局面。奕訢在籌建總理衙門的過程中，表現出外交眼光和政治膽略；而當時，咸豐帝對奕訢時刻心存猜疑，生怕奕訢權力過大，而使皇權受到侵越；肅順集團也對奕訢充滿嫉恨，惟恐其勢力過大，危及自身利益。奕訢不可能淡忘了自己的前車之鑑，也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微妙的處境。但是，他頂住壓力，毅然上書，請求建立總理衙門，尤其是在總理衙門的權限問題上，他與咸豐帝據理力爭，表現出相當大的膽量和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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