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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令的優越性首先就在於它的新鮮：法令一出，這類犯罪就應當隨之勃發，保證為新判犯人流提供充沛的水源。但更大的優越性在於刑期：如果去剃穗頭的，為了壯膽，不是一個鄉下丫頭，而是三個(&ldo;有組織的匪伙&rdo;)，去偷黃瓜或蘋果的是幾個十二歲的淘氣孩子，那麼他們得到的是二十年以下的勞改;在工廠里最高刑提到二十五年(這個四分之一世紀的刑期是在人道地廢除死刑前幾天施行的，用以代管死刑)。最後，一個由來已久的歪理什麼只有政治不檢舉行為才是國事罪如今被糾正了。現在對有關盜竊國家或集體農莊財產的不檢舉行為，也處以三年勞改或七年流放。

在法令頒布後的最初幾年，成師的城鄉居民被遣送去耕種古拉格群島的土地，替代那裡死絕了的土著居民。誠然，這些水流是通過民警機關和普通法院到那裡去的，沒有充塞戰後年代本來就已經過分滿溢的國家安全機關的渠道。

史達林的這條新路線現在，在戰勝法西斯主義以後，應當空前起勁、大量和長久地捕人當然馬上就在政治犯方面反映出來。

在社會生活各方面的迫害和監視明顯加強的一九四八四九年，扮演了一出連史達林的不講理時代也是前所未見的&ldo;二進宮&rdo;的悲喜劇。

用古拉格的語言就是這樣來稱呼那些一九三七年留下一條命的不幸的人們，他們熬過了不堪設想的、難以忍受的十年，現在，在一九四七四八年，備受折磨、精疲力盡以後，居然得以怯生生地跨上自由的土地希望能悄悄地度過短促的殘生。但是某種野蠻的幻想(或者是固執的狠毒心腸，或者是不知厭足的報復心理)促使大元帥一勝利者發布一道命令：把所有這些殘廢人重新關起來，無須有新的罪過!往吞咽機里填塞它本身的下腳料，這甚至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對他都不利。但史達林正是下了這樣的命令。這是歷史人物對歷史必要性要脾氣之一例。

於是，又來抓所有這些剛剛在新的地方或新的家庭安下身來的人。來抓的人無精打采地抓，被抓的人無精打采地去。他們對於全部苦難歷程早就知道得一清二楚。他們沒有問&ldo;為了什麼?&rdo;也沒有向親人說&ldo;我會回來的，&rdo;他們挑些比較髒的衣服穿上，在勞動營制的煙荷包里裝滿馬合煙，便去簽署筆錄(而筆錄總共只有一條：&ldo;是你坐過牢嗎?&rdo;一&ldo;是我。&rdo;&ldo;再坐十年。&rdo;)

這時，君主突然想起，光把一九三七年活下來的人關起來一這太少!還有他們那些不共戴天的仇敵的子女不是也應當關起來嘛!要知道他們一天天長大，還會想起報仇的(也許他晚飯吃得太飽，做了個和這類子女狹路相逢的惡夢)。經過考慮、估量，開始抓子女，但不多。抓的是將領們的子女，托洛茨基分子的還不是全部!這樣就開始了一條子女一復仇者的水流(十七歲的林娜&iddot;科薩列娃和三十五歲的葉林娜&iddot;拉科夫斯卡婭都落入這類子女行列)。

在歐洲大混雜以後，史達林在一九四八年終於又把屋牆築得牢牢的，把天花板釘得低低的，在這個密不透風的空間裡把原來一九三七年的空氣搞得濃濃的。

於是，在一九四八、四九和五0年一連串地出現了。

臆想的間諜(十年前是德田間諜，現在是英美間諜);

教徒(這一次多數是教派分子);

還沒有斬盡殺絕的瓦維洛夫派和孟德爾派的遺傳學家與育種學家;

親西方思想還沒有完全被嚇掉的普通有知識有頭腦的人們(大學生從嚴)。時髦的罪名是;

bat吹捧美國技術;

baii吹捧美國民主;

iii3崇拜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