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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紅色恐怖是我的拿手好戲……我為我的收信人擔心(他已經寫過好多封同樣的信‐‐作者注)……如果他遭到那個那我也會遭到那個，而這是不希望發生的，因為將牽連許多很能幹的人。&rdo;根據這封信進行了五個星期的從容不迫的搜查‐‐經過哈爾科夫，目的是打探出彼得堡的發信人。直到二月二十八日才查明了安德烈尤什金的姓名‐‐於是三月一日，在預定的暗殺前，已經帶著炸彈到達涅瓦大街的擲彈者被抓了起來!

我的偵查員h&iddot;h&iddot;葉澤波夫的辦公室高大、寬敞、明亮，窗戶很大(&ldo;俄羅斯&rdo;保險公司大廈不是為刑訊而建造的)‐‐於是，利用它的五米高度，掛起了威力無窮的主宰的四米高的全身立像，對這個主宰，我，一粒小砂子，獻出了自己的仇恨。偵查員有時站到他面前，演戲似地發誓賭咒說：&ldo;為他我們情願獻出生命!我們為他決心躺到坦克下去!&rdo;在這幅祭壇似的莊嚴法像面前，我的那些什麼淨化的列寧主義之類的咕咕噥噥顯得實在可憐，而我這個瀆神者所應得到的也只能是死亡。

單單我們通信的內容就已構成給我們兩人判刑的充足材料;從它們開始放到軍郵檢查機關行動人員桌上起，我和維特凱維奇的命運就已經決定了，他們只是讓我們給他們擴大戰果，多給他們帶來些好處。但更無情的是：已經一年了，我們在行軍挎包里每人不離身地各帶著一份我們在一次前線會面中擬定的《第一號決議》，以便它在任何情況下都能保存，只要一個人能活下來。這個《決議》是對我國整個欺騙和壓迫制度的有力而扼要的批判，接著，像政治綱領中應有的那樣，大致敘述了改造國家生活的方案，並用這樣一句話作結束：&ldo;沒有組織，完成所有這些任務是不可能的。&rdo;甚至用不著偵查員的牽強附會，這已是一份成立新黨的文件。和它密切相關的還有我們通信中的話‐‐勝利後我們將如何進行&ldo;戰後的戰爭&rdo;。因此我的偵查員不需要為我發明什麼花樣，他只是盡力地給我還曾寫過信的或曾給我寫過信的所有人套上繩索，以及查出我們這個青年集團後頭有沒有年長的指使者。我在書信中，對我的同齡男女大膽地、幾乎是魯莽地表達了大逆不道的思想‐‐而朋友們不知為什麼仍繼續同我通信!甚至在他們的回信中也可以遇到一些可疑的用語。現在葉澤波夫也像波爾菲利&iddot;彼得羅維奇那樣，要求我對所有這些作出有頭有尾的解釋：如果我們在受檢查的信中都能寫出這類話，那麼我們私下談話時更能說些什麼呢?我總不能向他保證激烈言論完全是信里說的吧……我得用昏昏沉沉的腦子現編一些我和朋友們見面的情形(見面是信里提到的)，要編得很像真的，要和信的色調一致，要沾一點政治的邊‐‐但畢竟夠不上刑法典。還要把這些解釋一口氣講出來，使我的老練的偵查員相信我的單純、技窮和徹底坦白。要使‐一這是最主要的‐‐‐我那懶惰的偵查員不想去清理我裝在自己這個該死的箱子裡帶來的該死的貨物‐‐許多本用黯淡的硬鉛筆寫成的&ldo;戰時日記&rdo;，筆跡細得像針一樣的、有的地方已經蹭掉了的日記。這些日記是我想成為一個作家的奢望。我不相信我們的奇妙記憶力，因此在整個戰爭年代我努力記下所看到的一切(這還不算是大問題)和從人家那裡聽到的一切、我不謹慎地記下了我的戰友們所講的全部內容‐&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