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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们，他们有勇气，对日常生活都做出理性解释。或者是倒过来讲，用理性的原则来解释一切日常生活。这个是启蒙主义的伟大的功绩，但是这种功绩对于艺术来说，它又离开了我所说的鸿蒙的结构。什么都要非常具体做解释，所以也出现了一些过于理性的时代。出现了一些过于理性的作家，他那种未知结构有一段时间就比较少了。幸好他们保持着某一种宗教精神，彼岸世界永远是遥远的，所以也有些伟大的作品出现。他们当时的一些伟大作品，往往开始的时候，往往保留在宗教作品当中。宗教性的绘画；宗教性的音乐譬如像巴赫。如果宗教性的绘画，我们说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他们都有着宗教性，所以比较有此岸的关系。但是理性主义之后，它们的文艺作品就面对了一个理性过强的这么一个结构，也快速走到了后来的那种现实主义的要求。后来幸好它们的现代主义起来比较快，又面对着现代人对世界的不可解了，所以他们又用种新的高度上维持着这个未知结构。

譬如像大家都知道贝克特的作品，也得过诺贝尔奖。《等待戈多》，等待什么，戈多是什么，他什么时候会出现。不知道，就充分的体现了现代意义上的一个未知结构。而中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些过程，所以比较长的时间保持着一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结构。但是里边的一些伟大的人物，他会抬起头来对自己的人生，对自己的所生活的环境，产生巨大的疑问。第一个在我看来是屈原，发出天问的屈原，他已经具有了对未知结构的伟大的面对。就他发出天问，到底怎么回事。然后一代代都有这样寻找未知结构的人，而它的高峰性的作品在我看来就是《红楼梦》，它营造着一个完全无法解决的，一个未知结构，一个悲剧结构。这个了不得，所以中国尽管它的民众的结构是农耕文明，但是伟大的艺术家往往是要冲破自己的群体结构，而走向全人类的伟大。真正的伟大是全人类的，大家知道吧，这是歌德所说的。歌德第一次看了中国的一个作品以后，他说真正的伟大是全人类的，是通的，真正的伟大是通的，下面有一个群体结构，有点不一样。那么群体结构的不一样，受到了一些民族性的差异，这就没办法了。那么我们越是到现代，我们对世界文化有比较多的了解，对我们中国文化又反思，那么我们大的文艺作品，要面对全人类的宏伟结构。而这个全人类宏伟结构，我们的过去，不知道世界的大师也曾经参与过。譬如我讲到从屈原到曹雪芹，都参与过这个鸿蒙的悲剧结构，未知结构和两难结构。那么我们作为他们的后人，更有必要来参与这样的结构。我们如果现在完全默然于这样的结构，那么我们就可能和伟大有距离；和文艺作品的伟大就有距离，这是第三点。

那么第四点我需要说的是，这种未知结构；这种两难结构，落实在具体创作当中，需要有它的谋略。这可能和创作者有关了，我们创造作品的人，如何来经营未知结构，这需要有谋略。刚才我已经提出了这么个问题，大家已经听明白了。就是我们的绝大多数观众，可能和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有关，和世俗的思维方式有关。伟大的作家有另外一种结构，但是问题是伟大的作家必须面对广大民众，那你怎么办？一个伟大的作家必须面对广大民众，如果不面对广大民众，你何以称得起伟大。我前面讲到的譬如巴赫，比如达·芬奇，譬如米开朗琪罗，譬如拉斐尔。那在欧洲具有多大的普及性，我们中国从屈原到《红楼梦》有多大的普及性。伟大在这个意义上一定是普及的，就是面对广大民众的，他们如何来面对广大民众呢？那么这里边显而易见就出现了一个艺术方法的问题。

莎士比亚他是戏剧家，但是同时又是个伟大的诗人。我们把他是用诗来写作的伟大的文学家，所以用莎士比亚来解释一下他的未知结构的经营方式，大概对我们很有帮助。莎士比亚的伟大在于就是他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