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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被搁置到在摩根士丹利被称为“退休者之家”的部门“养老”。

我的最高上司是比德亚特？森，真正的“四人帮”里热衷下棋的那个。我在摩根士丹利期间，与森的交往都跟下棋、赌博有关，而不是客户和业务。偶尔，我会看他和电脑下棋，更多的时候，我们就体育比赛进行赌博。可能最重要的是，他后来参与了我安排的全美大###动协会锦标赛大赌博（我们输了）。除了游戏和赌博，森很少为我或对我做过什么。他经常在交易厅我的座位附近走来走去，当然，我是少数幸运儿之一——他很少骂我或对我大喊大叫。

我的另一个董事总经理是马歇尔？萨兰特，他向森汇报。萨兰特是个又矮又胖的哈佛商学院毕业生，地道的纽约人。他自称年轻时很瘦，而且直到在商学院时都是跑步爱好者。不过，他跑马拉松的日子显然早已成为了过去。十年富有而缺乏体力活动的稳定生活已经使他成为了特定人群的一分子：他们的领带努力想要够着腰带，但是总差一点儿。尽管生活方式安静，萨兰特在衍生产品业务上却比森活跃多了，他在衍生产品部的角色也重要得多。萨兰特对数字反应敏锐，特别是在一部现在已是古董级的惠普12C计算器的帮助下；他还因为极富激情的左臂而著称。他会在激烈的会议中寻找合适的时机运用他的左臂。当一个恰当的停顿出现时，他就会开始做挥臂投球动作，抓起纸笔，像桑迪？柯法斯①一样伸出手臂，突然间像发快球似地画上一堆图表，一举扫除所有的反对论据。萨兰特是摩根士丹利少数几位脾气不那么暴躁的高管之一。不幸的是，他也缺乏鼓舞他的团队的非凡领导力，甚至连个可依靠的安慰者都算不上。因此，除了其他衍生产品经纪欣赏他相对温和的态度和强壮的手臂之外，萨兰特既不受人爱戴，也不令人恐惧。

我自己的“四人帮”中另外两个人是相对低级一点的“合伙人”，也就是说他们只是百万富翁，而非千万富翁。这两个人将是我在摩根士丹利的顶头上司。如果我在华尔街的经历有任何难忘之处，也是由于这两个人。每一天，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他们旁边几英尺之内度过的。这两个人个性的差别大到了极点。

我将做件好事，只用他们的外号来称呼他们。两个外号都很贴切。

第一个是稻草人。我第一次面试见到稻草人的时候，既不了解他的名声，也不知道他众多的外号，稻草人是其中比较无伤大雅的一个。他总在摩根士丹利交易厅中一边走来走去，一边用口哨反复吹着“假如我有头脑的话”，所以得到了稻草人②的外号。然而，他是个相当有效率的领导者，能够以身作则。他吹的旋律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流行了起来。1994年，到访摩根士丹利设备精良的交易厅的人很可能会看到，一排经纪人一面盯着电脑屏幕上闪烁的债券报价，一面吹着快乐的口哨旋律，对其中的讽刺意味浑然不觉。

虽然摩根士丹利的惯例是把年纪大的雇员送去养老，稻草人却是一个例外。尽管他不肯向任何人透露他的年龄，所有人都打赌他至少45岁了。他在合伙人这一级似乎都已经干一辈子了，然而仍旧在交易厅工作。管理层既不觉得他应该得到提拔，却也少不了他。不久我会更多地了解稻草人，但只和他在一起待了几小时后，我就怀疑衍生产品部的管理层留下他的原因之一是，尽管他年纪大且缺乏技能，但他实在太有趣了。我离开公司后，稻草人终于被搁置到衍生产品部以外的地方养老去了。就算我不在本书中提及他的名字，他自身的事业问题也够多的了，所以我将尊重他的隐私。

以后我会再告诉你另一个合伙人的外号。现在我只想说这个外号以及这个人有些与众不同。我是在得知摩根士丹利最具杀伤力、最鬼鬼祟祟的那类交易的同时得知她的外号的。她参与设计并销售了公司历史上利润最高的单笔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