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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到这位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是有过这样的批评吗：“这种随便应世的市侩作风，妨碍了真正的发展进程，不能不令人感到惋惜。”①应该说，这话虽然说得过于严厉，但有一定的道理。

①勃兰兑斯：《法国的浪漫派》，第三八八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谋生的文学家、艺术家，要想完全摆脱商业化的倾向是不可能的，即使雨果、巴尔扎克这样的大师也不例外，就连戈蒂埃这样的标榜“为艺术而艺术”的自鸣清高的文学家，有时不也是要迎合出版商的口味而修改自己的作品吗？大仲马自然难以免俗。那么，就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而言，大仲马同巴尔扎克、雨果之间的差距究竟在哪里呢？巴尔扎克在他的《人间喜剧》里对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金钱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丑恶现象予以无情的鞭挞，他的作品包含着一种巨大的批判力量。而在雨果的作品中我们常常听到作者为人间不平而发出的愤怒呐喊和正义的呼声，看到他对于自由和社会公正的理想的追求。总之，他们的作品时时闪现出思想的火花，放射出诗一般的光辉，而这些却往往是大仲马的小说里所缺少的。仅就《双雄记》这部小说来看，由于作者过于追求故事情节的惊险离奇，致使在作品的后半部中两雄相斗似乎与他们各自所代表的营垒之间的斗争脱了节。再者，作者对于罗朗与摩冈“惺惺惜惺惺”的侠义心肠作了过分的渲染，从而减弱了罗朗这个人物的光彩，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部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认识价值。大仲马在文学史上之所以没有能够达到雨果和巴尔扎克等人那样的高度，根本的原因也许就在这里。

但是，我们认为不必因此而苛求于前人，如果说法国的浪漫主义文艺运动是一所百花盛开的大花园的话，那么，大仲马的作品则可以说是这所花园里的一朵艳丽的鲜花，它是那么生机勃勃，虽然已历尽百年，却依然香艳如故，至今仍然有如此众多的人在迷恋着它，这不恰恰说明了它那强大的生命力吗？因此我们应当、而且完全有必要在文学史上给大仲马以一席重要的地位。这里我们不妨再来看一看莫洛亚的一段评论吧，它也许会给我们某种启迪：

他（指大仲马）把历史和长篇小说引上了人民的舞台，把它们体现为令人难忘的形象，使它们成为广大群众的财产，在他的聚光灯的照耀下，历史和长篇小说获得了新的生命，成为各个时代和各个民族无比喜爱的对象。①

①莫洛亚：《三仲马》，第二三七页。

告读者

大约在一年以前，我的老朋友茹尔·西蒙①，《职责》一书的作者，来请我为他的《大众日报》写一部小说。

我把我正在构思的一部小说的主题告诉了他，他感到很满意。我们当场就签订了合同。

小说的情节发生在一七九一年到一七九三年之间，第一章的情节在瓦雷纳②开场，时间是逮捕国王的那一天晚上③。

不过，尽管《大众日报》催得很紧，我还是要求茹尔·西蒙给我半个月时间再动手写这部小说。

我要到瓦雷纳去走一遭；我从前没有去过瓦雷纳。

要写一本故事情节发生在我没有看到过的地方的小说或者剧本，这对我来说是力不从心的。

为了写《克丽丝蒂娜》，我去过枫丹白露；为了写《亨利三世》，我去过布卢瓦；为了写《三个火枪手》，我去过布洛涅和贝蒂纳；为了写《基督山伯爵》，我再去了一次卡塔兰和伊夫堡；为了写《伊萨阿克·拉克唐》，我重游了罗马④；当然，我还研究过耶路撒冷和科林思，虽然我没有去过那些地方，花的时间却比我亲自去一次还要多。

①茹尔·西蒙（一八一四——一八九六）：法国哲学家、政治家。

②瓦雷纳：法国默兹省一小镇，离凡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