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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中西文化区别的微妙之处

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虽然在调查过程中有极少数有点相信佛教的人承认自己束缚自己行为的原因是害怕报应）。在西方人看来，“没有了上帝岂不是什么事都可以做了”（陀斯妥耶夫斯基语，大意），很多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井井有条地生活在一起，没有随心所欲，没有天下大乱，靠的是什么呢？靠一种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纯粹世俗的、不成文的社会行为规范。在西方人行为中由宗教信仰及负罪感来约束的部分，在中国却更多地由社会交往的规范来约束。因此，在婚外恋中，中国人感到的压力较多来自外部的压力家庭关系的压力，社会舆论的压力、行政处分的压力等等

而较少来自内心的负罪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西方人婚外恋就会少他们一边感到有负罪感，一边还在“犯罪”，而中国人虽然较少受到内心的折磨，却慑于社会行为规范的压力而不敢轻举妄动。在中国，弗洛伊德所谓的“压抑”采取了一种更加纯粹的形式，它甚至没有被人们的内心所内化，只是一味地“弹压”。它激起的不是负罪感，竟是一种近于悲

怆的情绪，甚至达到小说家刘恒在《伏羲伏羲》中所描写的“不朽传奇”那种惨烈的程度。那个搞婚外恋的男主角不但不应当受到负罪感的折磨，而且“是一条多么仁义多么厚道多么懂规矩的汉子呀”（《伊甸园里的躁动》第

页）。中国人所受到的社会压抑的惨烈使人们摒弃了内心的负罪感，给他们的越轨行为（违反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涂上了一层“英雄”的色彩。当然，在当代中国人中多数人对婚外恋行为还是持严厉和否定的态度的。

结论

这一研究采用了定量与定性两种方法。研究的基本结果表明，在北京这个城市中，绝大多数人（

以上）对任何形式的婚外性活动都持相当严厉的不容许态度。承认自己有婚外性行为的人只占

。我国社会规范对婚外性关系的压抑与发

达工业国家相比要严厉得多。这种来自社会规范的压力使人们克制了婚外性活动的欲望。对那些确有此种越轨行为的人来说，规范的压力主要不是来自内心的负罪感，而是来自对外在后果的恐惧。此外，人们对有爱的婚外性关系比对无爱的婚外性关系的容许程度要高一些。这两种婚外性关系的当事人有一些不同的特征，他们对这种越轨行为的看法也不相同。

对婚外性关系的态度有影响的因素主要有年龄和社会经济地位。其中年轻的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群对婚外性关系的容许程度较高，年长的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群对婚外性关系持更加严厉的反对态度。二者的区别具有统计学的显著性。这一分析结果揭示了一个重要的趋势：随着我们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人们对婚外性关系将持越来越宽容的态度。虽然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因素，这一态度也许永远不会达到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程度，但这一变化趋势确已存在。

我不愿意在此评价中国与西方在婚外性关系现象上的差异孰优孰劣，只是静观其现状及变化趋势。弗洛伊德宣称，人的历史就是人被压抑的历史，非压抑性的文明是不可能建立的，“快乐原则”要屈从于“现实原则”。马尔库塞则认为，尽管在缺乏的社会只能有压抑的文明，但在富足的社会却可以有非压抑的文明，（“在现实原则背后，存在着一个基本事实，这就是缺乏”。）在富足的社会中，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之间的对抗关系也将朝着有利于快乐原则的方向发生变化。“爱欲，即爱本能将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第页）弗罗姆更是用褒赏的口吻提到“现代年轻人从权威主义的道德观所强加于他们的负罪感下解放出来了”。他指出：“总的来说，他们已经抛弃了负罪感。这种负罪感在犹太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