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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常熟的钱谦益（1580…1664）、吴县的李玉（1591…1671）、海宁的谈迁（1593…1656）、绍兴的张岱（1597…？）、诸暨的陈洪绶（1598…1652）、海宁的查继佐（1601…1676）、宜兴的陈贞慧（1604…1656）、苏州的金圣叹（1608…1661）、太仓的吴伟业（1609…1671）、余姚的黄宗羲（1610…1695）、如皋的李渔（1611…1679）和冒襄（1611…1693）、昆山的归庄（1613…1673）和顾炎武（1613…1682）……，在这动荡不安的年代，在这长江三角洲一带，纷纷展现出非凡才华，这决非上帝的慷慨，而是时代的赐予了。

看起来，大时代出大作家，平庸的时代出平庸的作家，战斗的年代出战斗的作家，那么，堕落的时代，自然也就只能出堕落的作家。也许文学这东西，生于忧患，死于佚乐？太快乐，活得太自在，一天到晚，忙于数钞票，搂美人，一年到头，忙于抖乌纱，乘骏马，即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大师，屁股粘不住座椅，大概也就写不出什么精彩的。

所以，历史上那些承平日久，享乐成风，人心浮靡，竞逐奢华的朝代，几乎不出文学大师。唯一的例外，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蹦出一部《金瓶梅》来，似是偶然，某种程度上也是必然，因为在中国文学史上，谁也比不上明代中叶以后的文人，所拥有的挟妓放荡，青楼纵淫，金莲伴酒，缠绵性病的风流了。

性文学从来就是性放纵的副产品。

你能指望吃花酒，打茶围，热衷寻花问柳，精通房中之术的文人学士，写出多么有分量的作品么？同样，你能要求看###，点小姐，耽溺裤裆文学，言必脐下三寸的当代才子，写出具有忧患意识的不朽篇章么？由于太快活而带来的文学衰势，也真是令人无可奈何。

因此，谈到中国文学的发展，某个时期，物欲的腐蚀，对于文人创作的扼杀作用，远胜于政治上的高压统治。后者如梳，再严密的意识形态控制，也会有缝隙；前者如蓖，无孔不入，无懈可击，无处可躲，无计可施，只好对赵公元帅俯首听命。所以，文网密织，动辄获咎的康雍乾三朝，仍有一部《红楼梦》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白色恐怖，仍有一位鲁迅先生在；在故国黍离，社稷崩摧的明末清初，江南一带仍有群星璀灿的文学局面在，就是这个道理了。“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毛泽东的这句名言，是说物质贫乏的时候，需要精神，其实，物质富裕，同样也需要精神。

正是这种精神，被清人沈德潜、周准褒誉为“十五从军，十七授命，生为才人，死为鬼雄，诗格亦高古无匹”的夏完淳，在塘河一处河汊的芦苇荡里，凝视黑暗的远方，努力谛听着桨声橹音，摩拳擦掌，准备营救他的恩师。

陈子龙之死（5）

稍后，这个年青人，也被清廷逮捕押往南京，处死之前，他在狱中与其岳父的一席谈话惊天动地：“当日者，公与督师陈公子龙及完淳三人，同时歃血，上启国主，为江南举义之倡，江南人莫不踊跃。今与公慷慨同死，以见陈公于地下，岂不亦奇伟大丈夫乎哉！”从这篇诀命辞中，可见他对于陈子龙的忠忱，他如果不率部埋伏，伺机劫船，倒是不可思议了。因为，无论陈，还是夏，他们都是不易降服，不肯认输的硬骨头。绝不能以我们常见的那些鼻涕虫来衡量的。

通常情况下，就多数文人而言，在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