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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中鹤”也好，“名教罪人”也好，文学不过是老夫子的生存手段罢了。

以文学为手段，既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他觉得好就好，你觉得不好就不好，因人而定，因时而定，而且也因地而定，不存在什么心肝或五脏的道德评判问题。眼下那些驰骋文场，冠盖京华的衮衮诸公，其实都是向这位玩文学的前辈努力看齐的。

这些大人先生们，或凭年资，或籍文名，或握舆论，或挟阵地，或拥话语霸权，或具擢拔实力，不也优哉游哉，其乐融融吗？甚至在吃美女作家或文学小女子的豆腐上，也是直追乾隆年间的袁才子，无遑多让呢！不过，当袁枚延请画师作《随园十三女弟子湖楼请业图》时，老汉已经八十有一，远非这些当代英雄那样能征惯战，金枪不倒，顶多不过是柏拉图式的精神会餐罢了。

尽管如此，陈康祺还是相当羡慕这位老爷子活得颇够意思的一生。

“惟生际承平，天假耆寿，文名盖代，福慧双修，殊为文人难得之遭遇。湖楼请业一图，香粉琴尊，丹青昭影，不可谓非湖山韵事也。”（《郎潜纪闻二笔》）

因此，袁蒋赵三人之中，要以袁枚最潇洒，最豁达，最想得开，最活得自在，最懂得生活享受；同时，也是在有皇帝同时还有文字狱的年代里，在随时随地都可能因一个字，一句话，一首诗，一篇文章，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充军发配掉脑袋的年代里，最明白如何明哲保身，自求多福，如何不谈政治，专管风月，如何在不开罪统治者的情况下，与统治者保持着说近不近，说远不远，若即若离，而又不即不离的关系，当了十年小小的县官，三十出头年纪，就赶紧辞官逃回家来的一个聪明睿智的中国文人。

当然，这是一种压迫下的逃避，但也是逃避压迫的中国文人，所能采取，或者不得不采取的最佳生存方式。说老实话，求杀头，在清代，是极容易的一件事，你不求，他们也要摸摸你的脖子，看看从哪儿下刀，让你活得不那么自在的。如果你真是杀身成仁，老子跟你拼了，其实倒是成全了统治者，他们从此少了一块心病，你也同时等于了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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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才子（4）

老兄的脑袋掉了，还会有其它和后来吗？所以，袁枚的政策是：活下来，不死。争取活，多活。而且，快乐地活。一活，竟活到了八十一岁。我就不相信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一位写了四万首诗的皇帝，会不知道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活着一个基本上不甚卖他账的诗人袁枚嘛？随园老人是他的臣民，不错，但已不是他驭下的奴才。正是这点“自由”，权且保住自己的命，这位老先生有可能跟乾隆爷比着活。虽然这种极消极地给统治者添堵，未必能起到什么功效，但也未尝不失为一种抗争的手段。不过，人各有天，袁枚最终未能活过乾隆，但诗人死后两年，弘历也随之驾崩了。

无论如何，这位长寿文人，活出了他的价值。

“余巳未同年，多出仕封疆，内调鼎鼐者，可谓盛矣。近都薨逝，惟以奉母故，空山独存，想勤劳王事者，毕竟耗心力，损年寿耶？嵇康有‘圉马不乘，寿高群厩’之语，似亦有理。宋人《咏古树》云：‘四边乔木尽儿孙，曾见吴宫几度春，若使当年成大厦，也应随例作灰尘。’”（《随园诗话》）

看来，他这番表白，很有一点点卖乖的意思，其实，我认为，倒是老先生对他所选择的这种生存方式，所作的肯定。

袁枚，乾隆四年（1739）进士，这年他23岁，授翰林庶吉士。所谓“庶吉士”，有点当今进干部学校进修培训，然后另行分配工作的意思。他26岁时外放江南，先后在江苏的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地当了七年的县太爷，据《清史稿》，“遇事尽其能。”在任颇有政声，但他“不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