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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和小伙子們打成一片。我的太太不僅工作繁忙，而且因懷孕嘔吐不適，我此時也有功夫

陪伴她，分擔一些她的工作。在訓練班講粗淺的課，與人下棋以及參加晚餐會等等都是我所

高興的。如此，我渡過了頗為安靜的在延安的最後三個月。

這個時期，我回想到的事特別多，似乎也應當略略提到。

中共是變了質，完全變質了，離我這個創始人之一的最初理想，已相去十萬八千里。中

共在它的短短的歷史中，經過國共合作，蘇維埃時期和國共第二次合作，三個主要階段，其

領導人物從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米夫派直到毛澤東，本書中都有扼要的敘述。

讀者從我的敘述中，可以看出毛澤東的所作所為。他不折手段，追求他個人的勝利，這是不

折不扣的反動的帝王思想，與近代共產主義思想毫無共同之點。毛澤東在共產主義思想掩護

之下，包含著游擊觀念，農民意識，霸道策略，這些貨色也與共產主義不甚相容。

整個共產國際同樣完全變質了，他早已脫離了從馬克思以來歐洲工人運動的軌跡，變質

為史達林式的獨裁。史達林的恐怖主義，在清黨中殺害了以百萬計的人民和革命分子，這顯

然是專制魔王之所為。即使那個親蘇聯的邵力子敘述史達林的殘暴時，也曾向我表示：斯大

林殺害著許多人，世所罕見，中國歷史上的暴君，殺害大批功臣的也有，但很少殺害這麼多

文人學者的。

根據共產主義的原則和中共的黨章，共產黨組織是信仰相同的志願結合，黨組織對於黨

員的最高制裁是開除黨籍，黨員也可以自動脫黨。如果根據這樣的民主性原則，就沒有所謂

叛黨、叛徒等類的罪名，也沒有比開除黨籍更嚴厲的處罰。只因國內外共產黨都變了質，王

明才敢在新疆殺害重要的幹部，否則他會受到殺人犯一樣的判罪。

至於說到抗日，這是每個中國人都應當參加的，根本不分共產與否。中共作為一個組織，

可以與國民黨合作抗日，我單獨行動，也可以與國民黨及全國同胞合作抗日。如果沒有共產

黨的種種約束，人民還可以完全站在民族大義上發揮他們的抗日力量。那種脫離了中共便不

能抗日，甚至被指為反動、反革命、叛徒或漢奸的說法，完全是中共的獨裁偏見，也是對人

們的愚弄宣傳。

我不能領導中共向正當的途徑發展，也不能阻止中共的變質，深感慚愧。我曾枝枝節節

的有過許多次的反抗，都遭受到挫折，足證我無力挽狂瀾與既倒。難道我要像布哈林等人那

樣，聽由史達林殺害嗎？因此我脫離中共，離開延安，完全是必要的，也是應當採取的正義

行為。我有權利單獨行動，自動脫黨，不與殘忍陰謀的獨裁者為伍。但從當時環境說來，脫

黨是嚴重的事，我需要機密處理。

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我因前往中部縣參加祭黃陵之便，離開了延安；從此與中共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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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了。黃帝被視為中華民族的祖宗，其陵墓位於延安西安間的中部縣，每年四月四日都要舉行

一次盛大的祭禮，例由國民政府派大員主持。這一次的祭禮是國民政府特派西安行營主任蔣

鼎文主祭。我以邊區政府主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