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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已经是快要上课的时间，说：“下午的课还上吗？”

李小曼看看我，说下午的课没人帮着“喊到”。没有办法，我们也只能先回去上课了。这节课还是“小胖”一个人在讲台上讲传播学，喋喋不休的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在中文系，最无聊的是写作课，老师会用一节课时间去讲怎样描写学校的一个广场，然后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写得好。老师不知道，教室里还有一个男生在继续写着中国版的《洪堡的礼物》。当我们在看《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时候，电影的最后，姜文的一句“古伦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一直都在固定的模式中变化着。而我们的所谓的“教学改革”，也只是把电影中“欧巴”的台词改成了“傻×”。

而我这首诗呢？应该什么都不是。一瞬间，我觉得自己一度为之奋斗的写作事业竟是那么的做作。它像玩笑一样并不需要我们付出多少真情在上面。当我知道我的事业心也和我的爱情一样变成了无关紧要的搭配时，我想，我还能在什么事上认真起来呢？每年秋天的时候，农民们都开始收稻子，一茬茬的稻子种下去时都是苗，收获时就都是稻子了。可是写文章的人就没那么幸运，广种薄收的日子太多了。这话也许说得太片面，有的会赚钱的作家，种几亩狗尾草，秋天的时候，也会有人去田里抢着吃。而若是个认真的作家，不管施了多少肥在里面，也避免不了青黄不接的结果。

朝酒晚舞十四（2）

生活上的青黄不接，最多也就如赵树理写的那样，多点债务，借几石米过日子，或者给地主打几个月的长工。如果命好点，遇上红军进城，债务一下子都清零了，倒也安生。精神上的青黄不接，就有几分吓人的可怜了。当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人都去狗尾草地里去抢食的时候，才能看出疯狂的所在。

写文章真的太累了，写了两年了，身心俱疲。有的时候想写点爱情故事，可就是没有人家写的纯。有时候自己做梦也做得和别人不一样，说的梦话也有文学水平。舍友们第二天都会告诉我前一天晚上说什么了，有一句最经典的一定要说：“同样是写婚外情，为什么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琳娜》就成了名著了？”

看来写作终究不是速成的，命运的天平也不是只给自己倾斜的。即使出了几个少年作家，被媒体吹得玄之又玄，但他们到底有多大的份量，也只有行里边的人能掂量明白。朱赫曾经问我：“你个大作家怎么考这儿来了？考哪儿不比这学校强啊？”

我告诉他：“当时一个艺术院校面试的老师问完我问题后，对我说：‘我们家缺车。’我顿时一冲动，就问他：‘你要永久还是飞鸽？’”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朱赫笑了，他笑我太激动，太容易愤慨，换句话说就是对什么事情都太在意了。

其实大可不必，我们都不是生活在一个简单的二元世界里，因此我们也没有理由要求世界简单点。朱赫就是一个乐于理解的人，而我习惯被别人理解。我知道我天生就不是艺术家，所以来这所大学也不觉得多屈才。至少这所学校里的女生最多天天想的是怎么把自己打扮得更漂亮，而不是打算几十个人脱个干净，裸体排个圈然后说自己是行为艺术。记得当初有位仁兄在上网看到这则新闻时说：“知道衣服是干什么的吗？那是冷的时候穿的。这帮娘们儿也就是敢在广州那边招摇过世，有能耐三九天到哈尔滨来。咱们这冬泳那好歹还是个挺健康的体育运动，我就不信这帮孙子敢零下30多度的跑这装亚当夏娃。”

朝酒晚舞十五（1）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无论是我还是李小曼，或是朱赫都在冥思苦想如何能弄到钱，但毫无疑问，我们中没有人能在两个月内弄到至少5000块钱。朱赫学会了发呆，他甚至无法理解自己的处境到底怎么样。我们可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