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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一伏，热心地为死者祈祷；香炉的孔眼里冒出一缕缕青烟。我望着妻子那僵死的脸……我的天哪！死亡，就连死亡也没有使她获得解脱，也没有治愈她的创伤：依然是那副痛苦、胆怯、沉默的表情——仿佛她躺在棺材里也还不自在……我的心痛苦得淌血。她是一个多好的人呀，可是对于她自己来说，还是死了好！”

讲述者的两颊通红了，眼睛黯然无光。

“终于，”他又往下说，“我摆脱了因丧妻而陷入的深深悲痛的情绪，又想去干一番所谓事业了。我在省城里谋了份差事；可是在官府机关的大办公室里我老感到脑袋发疼，眼睛也不好使唤；正好又出现了其他理由……我就辞职不干了。本来想到莫斯科去，可是一来钱不够，二来……我已经对您说到过，我变得淡漠了。我这种淡漠情绪既来得突然，又不突然。我在精神上早已淡漠，可是我的头还不肯低下。我认为我思想感情上的谦卑情绪是受乡村生活和不幸经历的影响……从另一方面说，我早就发现，我的几乎所有的乡亲，不论年轻的年老的，起初都被我的学问，出过国，以及我的教养方面的其他优越处吓住了，后来不仅对我完全看惯了，而且开始对我有些粗鲁，有些怠慢，没兴趣听我发议论，躅藏说话时也不再用敬重的词语了。我还忘了告诉您，在我婚后头二年里，我由于无聊而尝试过写作，还给杂志社寄去过一篇作品，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一个中篇小说；但过不多久，就收到一位编辑的很客气的信，而那信里说，无可否认我很聪明，但是缺乏才气，而搞文学需要的就是才气。此外，我还听说，有一个过路的莫斯科人。是个顶善良的青年，他在省长家的晚会上顺便提到我，说我是个腹内空空、没有出息的人。可是我仍然不很自愿地继续装糊涂：您知道，我不想“自打耳光”；终于在一天早晨我睁开了眼睛。事情是这样的：县警察局长来到我家，是要让我注意到我领地上的一座塌坏了的桥，而这座桥我是根本修不起的。这位宽宏大度的秩序维护者一边用鲟鱼干就酒，一边以长者口吻责备我的疏忽，同时也体谅我的境况，劝我吩咐农人填些粪土上去就行了；接着他抽起烟来，谈起即将举行的选举。那时候有个名叫奥尔巴萨诺夫的人正在谋求省贵族长的荣誉头衔，他是一个空谈家，还加上会贪污。再说，他也不是特别有钱，特别有名望。我说了说自己对他的看法，说得甚至很不客气。说实话，我很瞧不起这位奥尔巴萨诺夫先生。县警察局长瞧了瞧我，亲热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和善地说：‘唉，瓦西利。瓦西利叶维奇这样的人可不是您我可以议论的——咱们算老几？……得知道自己的身份嘛，“得了吧，’我气恼地顶他一句，‘我跟奥尔萨巴诺夫先生有什么差别呀？’警察局长从嘴里拔出烟斗，睁大眼睛，扑哧大笑。‘哈，您真逗，’最后他带着笑出的眼泪说，‘竟开这样的玩笑……啊，你怎么啦？’他在离去之前，一直在嘲讽我，有时还用胳膊捅捅我的腰侧，说话时也改用‘你’来称呼我了。他终于离开了。就差这一下，我心里翻腾开了。我在房间里踱了好几个来回，站在镜子前，久久地望着自己发窘的脸，慢慢地伸出舌头，带着苦笑摇了摇头。幕布从我眼睛上掉落了：我清楚地看到，比看镜子中的脸更清楚地看到，我是个多么空虚、微不足道、百无一用的人，毫无独特可言的人！”

讲述者沉默了一会

“在伏尔泰的一出悲剧里，”他沮丧地继续说，“有一位贵族为倒霉之极而高兴。虽然我的命运中没什么悲剧性的东西，不过我老实说体验过这类心境。我领略过心灰意冷时出现的狠心和狂喜；我曾经从容不迫地躺在床上，整个早晨都在诅咒自己的生不逢时，心里感到非常痛快——我不可能一下子对什么都淡漠。其实，您想想看；我由于钱袋空空而被困在我所痛恨的乡下；无论财产、官职、文学都跟我无缘；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