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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有很多苏联导演在北京。我们请他们看《中华女儿》。一个是拍《解放了的中国》的导演，还有一个故事片的导演格拉季莫夫。当时周扬同志、茅盾同志都在场，他们问：“这个电影我们可不可以拿走？”周扬同志说：“可以，可以。”

1951年我随中国代表团到苏联去。在这之前《中华女儿》已经在苏联上演了，演出之后，拍《乡村女教师》的顿斯克依导演，后来他拍了《伟大的公民》、高尔基的《母亲》，给我写了一封信来，还送了我一件礼物，一个圆形酒壶。

他在这封信里，说特别欣赏一个镜头。就是胡秀芝入党的时候，我用了一个镜头，红旗底下一个镜头是牡丹，最美的花。我去的时候，影片已经翻译成苏联话了，翻译得好极了。录音录得非常有感情。对比之下我发现中国的录音有点舞台腔。另外他替我剪辑，压缩了。毕竟是大师，他重新剪辑的非常精彩，我学了很多东西。

后来我到基辅去看他，一见面他就拍着我的脑袋说：“小孩子。”我送给他一个刻着他的名字的印章。他也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他那时正在导演高尔基的《母亲》。我就说：“我回去要拍一个中国的《母亲》。”他说：“好啊。”回来以后，我拍了《母亲》，张瑞芳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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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撞火车的“拼命三郎”（1）

从《中华女儿》到《母亲》中间还拍了一个片子。

我有一个特点，就是领导交给我的任务我一律接受，不讲价钱，只要领导说给我拍，好，我就拍。我当作学习，熟悉业务的机会，当做练习。给我任务我就拍，所以我拍了一些也不是那么好的。甚至于有一部电影，宣传总路线的，一个多月必须拍完，连剧本都没有，只有一个舞台剧叫《春风吹到诺敏河》，东北的，写合作化。那会儿我们党宣传合作社，为配合这个宣传，要拍这部影片。舞台剧的原作者是安波（这个同志牺牲了），我拿着这个剧本跟海默合作把舞台剧改成电影，两天两夜没睡觉，然后又四天四夜没睡觉分镜头，八天八夜没睡觉，第九天开拍。

外景在长春电影制片厂附近的四十里的农村。白天拍完外景，吃过晚饭，坐着大汽车回到电影厂拍房子里的戏。拍完戏12点了，坐着大汽车回到农村去睡觉，天亮了起床拍外景。

这么拍了几天，人非常疲劳，连司机都疲劳。有一天晚上，拍完戏要回去了，我们有两辆车，一个吉普车、一个大卡车，卡车坐工作人员、演员；我还有摄影师坐吉普车，摄影机也放在吉普车上。大卡车拉着演员已经走了，演男主角的演员我没让走，我说：“你跟我坐小车舒服一点。”我们把胶片送到洗印车间，手续办好了，才坐车走。

离电影厂十几里路有一个火车岔道口。那个岔口不是正规的道口。因为在那儿附近建设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正在施工，运土、运料都从那儿走，没有人管。我们过这个岔口时，摄影师、我的助理都睡觉了，男主角在我旁边坐着也睡了，只有我和司机两个人没有睡觉。当时司机实际上也在半睡状态。我在考虑明天应该拍什么，几个镜头怎么拍。我正想着，刚走到铁路这儿，只听火车“咣啷，咣啷“开过来了。我说：“火车！”话音刚落，“咣！”火车就给汽车撞了。

汽车压在火车道上，火车前边不是有那么一个铁东西挡着吗？汽车就挂在上面，跟着跑，而且横着滚。我心里清楚极了，撞火车了，全要牺牲了。头脑清楚极了，只觉得一会儿这个压在我身上了，一会儿那个打在我身上了，里边三四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