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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小镇居民的节日。虽然放来放去都是那八个样板戏，但也丝毫不减他们观看的热情。偶尔一次的县文工团的慰问演出更是把晒谷场挤得水泄不通，连屋顶都站满了人。文工团的演员被乡民们看成大明星，走到哪里都被人用羡慕的眼光追随。我的小姨当时就是县文工团的台柱，常常演女一号，不是“李铁梅”就是“小常宝”。那时的小姨被我看成天人，对她的崇拜无以复加。小姨在回家探家的时候，我便缠着她教我一些唱段。外婆说，那时如果在堂屋找不到我，我就是躲到小姨房间对着镜子练习去了。

夏季的傍晚，公社门口的晒谷场坐满了乘凉的人们，这是一天最休闲的时候，常常有大人叫：海棠，给我们来一段吧！五六岁的孩子正是表演欲望最强烈的时候，还不知道害躁，听到有人鼓掌，我就兴高采烈的表演起来。我属于人来疯，人围得越多，我表演得越卖力，说唱念打，一丝不苟。于是常常出现几十个人围着看一个小孩子表演的情况。我最常演的是李铁梅和白毛女。演“白毛女”的时候，我特地回家找一件旧衣服穿在身上，那件衣服的袖子已经破了，我一用力，就把袖子撕成几条，再把我的头发披散下来，偷偷去厨房抓一小把面粉抹在上面，这样“白毛女”的感觉就出来了。演李铁梅的时候，我把辫子梳成一根独辫，穿上妈妈去北京出差给我买的红底印白梅的对襟衫，这件衣服上的标签写的名称就叫“铁梅衫”，和电影上李铁梅穿的大同小异。这件不仅小镇上绝无仅有，就是在城里也少见的衣服让我收获了无数艳羡的目光。

我那时是小镇大名鼎鼎的童星。很多年后，因为给外公外婆上坟，清明节时我和母亲回到那个小镇，遇到认识我的老人，还提到当年我在晒谷场演出的盛况。

“这不是春梅吗？回来给老人上坟啊？这是海棠吧，果真出落成一个大美人了。还记得你小时候在晒谷场上演‘李铁梅’，穿着那件红衣服，叫什么‘铁梅衫’，演得多好呀。看的人围了好几层呢，一点也不怯场，当时我们就说这姑娘将来一定有大出息的，果然没错……”

因为童年的那段光阴，我历来把那个小镇当成我的故乡。

直到现在我都认为那是一段非常幸福的时光。

但回城上学后，情况就变了。

我没上过幼儿园，直接进小学后，首先遇到的难题是发现自己不会讲普通话，而且连龙城话也讲不好。郊县小镇的话和城里话还是有差别的，龙城人讲话喜欢把最后一个字的尾音往上“挑”，并把尾音拉得长长的。这样女孩子讲话听起来就很“嗲”，像在撒娇似的。而我的小镇话就没有这种风情，听起来土里土气的。这让我在刚上学的头两年被同学打为另类，班里那些漂亮的家境好的同学都不跟我玩，选班干部也没有我的份，这深深挫伤了我的自尊心。

那时我们这个城市有许多“上海人”，他们大多数是五六十年代大学毕业后被分配来我们这个小城“支援边疆建设”的。他们把自己的孩子从小就寄养在上海的爷爷奶奶家或外公外婆家，上学了才不得已回到龙城。这些孩子在家和父母说“上海话”，在学校说标准的普通话，身上穿着带蕾丝花边的白衬衣配黑色金丝绒背心，脚上穿着红色或黑色的丁字皮鞋来上学。她们在学校有着特殊的地位，娇气而傲慢，但老师对她们却客客气气的。每次学校文艺演出都让她们站在第一排。

她们才是小城的公主，而我成了灰姑娘。

母亲热爱自己的工作远甚于自己的小家。这让她把一切家务都当成影响工作和生活质量的琐事。从小把我和弟弟送给祖辈抚养，自己在单位吃食堂。我回到城里上学后，从小学一年级起就知道放学直接去饭堂打饭，吃完饭，洗好碗才回家。晚上妈妈常常出去开会，就是在家也是忙自己的事，不允许我去打扰她。我每天晚上都是独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