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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巡视了全罗南道，意在考察地形，以便他日选择出征日本的前沿基地。

由于忽必烈此时的战略重心在中国大陆，他还是希望能够通过和平的手段解决日本问题，由于高丽多次的虚与委蛇和从中阻挠，他也许根本不相信“日本国王”见到过自己的国书。对日本的第三次诏谕发生在公元1268年9月，在高丽人潘阜的陪同下，大蒙古皇帝的代表黑的使团终于第一次真正踏上了日本的领土。

他们这一次的运气甚至比高丽人更坏——甚至不被容许滞留日本。在返国途中，黑的等人害怕回到大都后无法向忽必烈交差，便顺手抓住了两个对马岛渔民，一个名为塔次郎，一个名为弥次郎，把他们带回大都。这两位本来默默无闻的历史“小人物”幸运地把自己的名字留在了中国、日本、朝鲜三国的历史典籍中。不仅如此，他们还做了一次高规格的海外旅行：在大都，他们受到忽必烈的温和款待，还战战兢兢地游览了雄奇壮丽的宫殿。而后这两位渔民经过高丽回到日本。

忽必烈的目的很明显，希望通过这两个渔民向日本传达和平信号，他不认为自己真的有必要对这个海上小国大动干戈。

但是，镰仓幕府对此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天皇朝廷倒是起草了复牒：“案其事情，蒙古之号于今未闻……（两国）外交中绝，骊迁翰转，奥传乡信，忽请睦邻。……抑贵国曾无人物之通，本朝何有好恶之便。不顾由绪，欲用凶器；和风再报，疑冰犹厚。圣人之书，释氏之教，以济生为素怀，以夺命为黑业。何称帝德仁义之境，还关民庶杀伤之源乎？……故以皇土永号神国，非可以知竞，非可以力争，难以一二，也乞思之。”

这份用词考究，由京都朝廷“文章博士”亲自起草的复碟，试图对“大蒙古国皇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并没任何有损“国体”之处。

但即使这样的一份温和回复也再次被镰仓幕府否决。受其影响，为答谢高丽人送还日本渔民，以“日本太宰府守护所”名义发给“高丽国庆尚南道安东道按察使”的一封感谢信也被停止发送。

幕府的强硬很难说有什么现实依据，摆出这样的姿态之后，也并没有什么像样的对策。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武家政权的强硬特质，以及北条氏的现实处境。北条氏虽然通过“执权”这一位置获得了本家在幕府中的领导地位，但却始终没有能力最终取代幕府将军成为武士集团在法律意义上的“主公”，本身地位不稳固，就使得它无法以明确的态度应对外部事物，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以“不回应”来应对。

忽必烈的对日态度日益明晰，公元1270年，他一边在中国大陆对南宋进行不间断的军事压制——到这一年，蒙古军团围攻襄阳已长达两年，却还没有丝毫胜利的迹象，这场惨烈的攻守战前后共历六年之久；一边于当年2月、5月先后两次致书日本，但事情的发展毫无进展可言，仍然是忽必烈方面“令必通好大朝”，日本方面“皆不报”。

三　忽必烈很生气（6）

公元1270年年末，忽必烈再次择廷臣赴日。这一次，他所选派的特使是已经汉化的女真人赵良弼。赵良弼在任江淮宣抚使时，主张中国应待日本以亲藩之礼，这个建议一度被忽必烈采纳。赵良弼以年迈之躯请行，持书赴日，忽必烈计划派兵三千护送，但赵良弼仅择数十人随从。

公元1271年9月，赵良弼抵达金津岛，日本人看到蒙古使船，便有持刀准备围攻者，赵良弼反而轻装舍舟登陆。在被太宰府官员以“陈兵四山”的方式“保护”起来之后，有人来“问使者来状”。

《元史》记载：“良弼数其不恭罪，仍喻以礼意。太宰官愧服，求国书。良弼曰：‘必见汝国王，始授之。’”

日本太宰府官员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