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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艳曾担心记者不会见她，因为她是个“肮脏下贱”的人。“世上没有贵贱之分的人，只有贵贱之分的人格。”记者回答。刹那间，胡艳说她有一种想哭的冲动。自从入行以来，没有人把她当人看，她自己也不把自己当人：“我们不过是一些会行走的‘垃圾’而已。”那天下午，记者约她见面。胡艳说，她属于黑暗，白天见不得人。她把约会时间定在上周三晚9时。在她“工作”的柳州某夜总会，胡艳要了一小包间。她把灯光调得很暗，但依旧不难看出，她清秀的瓜子脸上抹了一层厚厚的粉底，白得毫无生气，两只眼睛涂着蓝眼圈，看上去仿佛被人打了两拳，显得又青又黑。

胡艳拉了拉身上粉色的吊带裙，声音有些沙哑：“这是那些男人喜欢的装束，我必须投其所好。”她的世界没有自己，只有男人和钞票。

家贫梦灭

19岁那年夏末，胡艳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跑到村里那条小溪前，呆呆地坐了半夜。

家里实在无力供她继续求学了。

父亲的氟骨病越来越严重，已经无法直立行走。哥哥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把打工挣到的钱全数交出，供她和弟弟读书。他已经结婚成家，很快就要有自己的孩子了。

那天晚上，胡艳把大学录取通知书一点点撕碎，抛进溪水。看着一生的梦想付诸流水，她哭了。

几天后，胡艳背起行李，告别故乡，踏上了到广东打工之路。

她进了东莞一家工厂。一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包吃包住，月工资6oo元。

老板矮矮胖胖的，在他眼里，工人们就是奴隶。他们被关在不通风的厂房里，整日劳作。一天两餐，吃的像猪潲，青菜煮成黄菜，没有一点油星。晚上二三十人一间房，打地铺睡在地板上。

两个月后的一天中午，胡艳突然晕倒在厂房里。

次日，胡艳去上班时，被叫到办公室，老板给了她一个信封，里面装了两百元：“这里的工作不太适合你，你不用来了。”胡艳接过信封，木然地走上街头。连续一个多星期，她都没有找到工作。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2o多元了。

那天，她看见一家廊招工，便推门而入。

老板娘朝她上下左右打量了一番，还用手在她身上摸了摸，仿佛市场上买猪肉一般。然后提了一串问题，学历？年龄？婚姻？是不是处*女？胡艳最后得到了那份工作。

上班第一天，老板娘拿出“工作服”——一件红色吊带裙给她。

胡艳扭捏半天才肯换上。

廊1oo多平米，隔成了好多个包间。除理师外，竟有十来个服务员小姐。她们的工作似乎很轻松，白天客人稀少，小姐们可以随便睡觉，聊天。

晚上9时过后，廊才开始迎来一天的繁华。

“阿美——有客来了。阿香——动作快点！”老板娘尖细的嗓音在廊此起彼伏。

客人一来，大都进了包间，随后关上门。

胡艳和另一个新来的小姐呆在厅堂，无所事事，看电视打时间。

她心中隐约不安，觉得那些来客和小姐们都很诡秘。那一个个包间里，肯定隐藏某种不可告人的东西。

那晚，胡艳一宿不眠。

歧路**

一个星期过去了。那天晚上，胡艳坐在厅堂里，百无聊赖地对着镜子呆。她那张脸太瘦了，嘴巴稍大了一点，五官中较为满意的是那双眼睛，眸子很黑很亮，仿佛两粒葡萄。

“哟——龙老板，今天怎么有空了？”老板娘一脸媚笑。

胡艳从镜子里看到一个五短身材的中年男人，腆着啤酒肚，横着走了进来。粗短的脖子上，挂着一条黄灿灿的金项链。

“龙老板看中谁了？我们这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