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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o;標準性的著作&rdo;（standardwerk）和&ldo;枕邊書&rdo;（livre de chevet）。[15]

奧斯特洛格爾斯基的成功，大致是與拜占廷研究的巨大發展是同時的。中世紀史中的這個被遺棄的、在一定形式上難以理解的學問分支，只是在本世紀下半葉，才在歷史學科中找到它的位置。奧斯特洛格爾斯基的著作，特別是他的《拜占廷國家史》展示了拜占廷帝國在世界歷史中的意義，揭示了拜占廷社會和意識形態的獨特性，說明了它在南部斯拉夫各族生活中的作用，大大地影響了當今世界對拜占廷帝國的認識，在廣泛的程度上，在各階層的人們中，擴大了對拜占廷&ldo;現象&rdo;的興趣。這一點在南斯拉夫境內尤為明顯，他活躍在這片土地上近50年之久。他作為教授、學術研究的組織者和指導者，以及研究所出版物的顧問，[16]加強了拜占廷史研究與這個民族的歷史和中世紀技術史研究之間的聯繫，打開了國際思想交流的寬敞的大門，在國際學術界組織了塞爾維亞史的編纂。

奧斯特洛格爾斯基對材料的掌握、領悟能力，思想的敏銳，在整體事物中對本質事物的判斷力，是他每一項成功的學術研究的基礎素養。他所具備的這些先決條件，在很大程度上是許多同代人所不具有的，但是，我認為，儘管如此，僅以這些條件還不能解釋奧斯特洛格爾斯基著作的質量，也不能解釋其研究範圍，更不能解釋其統一性。他作為學者的人格特點，還表現在更客觀的學術研究中。奧斯特洛格爾斯基的著作展現出的獨具一格的特點，是穩健、有條不紊、冷靜而從容的批判力，節制適度而避免言過其實，從來不乏雅致（urbanitas）‐‐這是他的著作的特點，也是日常生活的特徵。他從不匆忙行事。對於生活和學術研究中的每一件事，他處理起來都穩健紮實，有板有眼。對他來說，寫作是件十分耗費心力的事情，雖然他能在辦公室里夜以繼日地工作。他曾說過，寫作而不經受巨大痛苦，是辦不到的，因為任何人要簡明扼要、令人信服地闡明一個結論，就像發現一個結論一樣，都是特別重要的。他的寫作方式獨樹一幟‐‐他創作出這種表達方式以便表達更為準確、更為優美‐‐通信方式比政府公文更為簡潔。這種風格，就如同他的學術著作所明顯展現的一切，任何人都會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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