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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发过光的东西是如此可珍,
而且在它们自己的光辉里获得了永恒。
我曾经和我最早的朋友一起坐在草地上读着书籍,
一起在星空下走着,谈着我们的未来。
对于幼年的孩子它们是那样富足。
我又曾沉默地爱着一个女孩子,
我是那样喜欢为她做着许多小事情。
没有回答,甚至于没有觉察,
我的爱情已经如十五晚上的月亮一样圆满。
呵,时间的灰尘遮盖了我的心灵,
我太久太久没有想起过他们!
我最早的朋友早已在很远的地方了。
我最早的爱人早已嫁给了别人。
我也再不是一个少年人。
但自然并不因我停止它的运行,
世界上仍然到处有着青春,
到处有着刚开放的心灵。
年轻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到野外去吧,
在那柔和的蓝色的天空之下,
我想对你们谈说种种纯洁的事情。
吟完了,所有人一阵无语。我的朋友说:“都喝够了吧?酸够了吧?如果酸够了,就散!”
于是大家作鸟兽散……
写信的日子和律师手记
周游列城回来之后,我决定回家一趟。我的家在离晴川市很近的一座城市,坐火车回去大概要三个小时的车程。在火车上,我习惯贴着车窗思考和回忆,让自己的记忆逆着飞驰的列车与时光反向而行。
读大学时,每逢放假时节,我总是把自己好好打理一番才去坐火车,连带书也绝不带《读者》或者《知音》,怎么着也得弄上本林语堂的《吾国吾民》或者从图书馆借来的《国家地理杂志》。每次同学们都要质问我,挤火车你怎么像去相亲呀,我都正色告诉他们,挤火车可是咱们这帮穷学生除了英语角外唯一可以满足艳遇遐想的机会了。
那正是一九九五至一九九八年的时节,我们的网络英雄们不是正在耶鲁哈佛喝着洋墨水,就是嘴里叼着汉堡售卖概念吸引风险投资。“网恋”还是静静躺在词海中等待被人生造出来的词语,大学生们只能把外语角、同乡会当作结识异性的平台。
那时候,变着法从我们兜里掏取资讯费的不是移动和联通,而是中国邮政。大一时我每天平均收信三封、回信两封,记得下学期邮票突然涨到了六毛,大家全部气得要跳起来,号称要到各个高校串联鼓动大家都不要写信了,可惜最终发觉此举只能是螳臂挡车而不得不作罢。这间接导致我把本科毕业论文题目定为《中国反行政垄断的可能性探讨》。
那时候最幸福的事情是找个周日的下午,坐在自习室里给远方甚至是同城的兄弟姐妹们写写信,现在想起当时为了讨好远方的女朋友能用半下午的时间斟酌字句写上万言长信外加用直尺绘上设想中未来小家的草图一幅就顿觉那年代那人真是可爱之极。
当然也有丢人现眼的时候,最厉害的一次是为了约定一个饭局,我在周一上午的微积分课上给在本地读书的十六名高中同学每人写了封信,上面全部一句话:“周六上午九点政法大学门口,一起宰小林子!”
然后单独给那位叫小林子的兄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写了封劝其埋单的长信,下课后把信发出,并决定从周四起开始吃素,周五就绝食等待周六的大餐。让我郁闷得发疯的是周五下午居然收到小林子的回信,上书:“周六回家,老爸病了!”在深深地服了这个厚脸皮后为了面子只好自己周六起大早奔政法学院组织聚会然后惨痛地自觉埋单。
自己当时把写信收信作为人生一大乐趣,“信德”极好,逢信必复,哪像现在深受官僚主义毒害,即使朋友发来再有意思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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