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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漢民的觀點對孫中山影響很大。後來孫中山採納有條件聯共的主張，不同意實行黨外合作，堅持讓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主要就是出自胡漢民。孫中山認為最理想的，是先用共產黨人的力量改造國民黨，再用國民黨人的紀律約束共產黨。

他既聯俄，又不相信中國可以走俄國人的道路。既聯共，又不相信紅色政權可以在中國建立、生存和發展。

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在這裡陷入了兩難。

1923年11月，在國民黨「一大」前，鄧澤如、林直勉等十一人以國民黨廣東支部名義呈給孫中山一份《檢舉共產黨文》，指責共產黨人「此次加入本黨，乃有系統地有組織地加入」；「實欲借俄人之力，聳動我總理，於有意無意之間，使我黨隱為彼共產所指揮，成則共產黨享其福，敗則吾黨受其禍」。

黨內合作本是孫中山自己的主張。所以他在批語中維護共產黨人、批評了鄧澤如等人疑神疑鬼的話。但孫中山還有另外一些批語，在我們自己編纂的史料中卻不多見了。

在今天一段我們基本不引用的批語中孫中山說，先前共產黨人「所以竭力排擠而疵毀吾黨者，初欲包攬俄國交際，並欲阻止俄國不與吾黨往來，而彼得以獨得俄助，而自樹一幟，與吾黨爭衡也。乃俄國之革命黨皆屬有學問經驗之人，不為此等少年所愚，且窺破彼等伎倆，於是大不以彼為然，故為我糾正之」。看來，馬林與孫中山的談話和所提的建議都被孫中山認為是「俄國之革命黨皆屬有學問經驗之人，不為此等少年所愚」、「故為我糾正之」的表現。所以他對鄧澤如等人表示，共產黨人「既參加吾黨，自應與吾黨一致動作；如不服從吾黨，我亦必棄之」。第一次國共合作，就在這種複雜的心理因素和組織因素之下開始。

1924年1月，由孫中山主持，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共產黨員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林祖涵（林伯渠）、瞿秋白等十人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或候補執行委員，幾乎占委員總數的l/4。譚平山出任組織部長，林祖涵出任農民部長；在國民黨最強大的一個執行部——上海執行部，毛澤東當了組織部長胡漢民的秘書；惲代英則當了宣傳部長汪精衛的秘書；文書主任邵元沖未到任前，毛澤東還代理了執行部的文書主任。

在共產黨人表面獲得的成功之中，國民黨「一大」新設立的一個組織卻被共產黨人忽略了。或者更為準確地說，把共產黨人忽略了。

這就是國民黨的中央監察委員會。

國民黨組織鬆散，歷史上從來沒有專設監察機構。同盟會的司法部，中華革命黨的司法院、監察院，都未真正行使過職權。其實際職能僅是「贊助總理及所在地支部長進行黨事之責」。1912年組建國民黨時，連司法、監察的條文也未羅列。

國民黨「一大」通過的黨章，卻專門設了第十一章《紀律》。孫中山、胡漢民在會上特別強調了紀律的重要。胡漢民專門作了說明：「嗣後黨中遇有黨員破壞紀律，或違背主義，當加以最嚴厲之制裁。」

這一章專對準共產黨人而來。

執行紀律的操刀者，即中央監察委員會。

國民黨「一大」選出中央監察委員5人：鄧澤如、吳稚暉、李石曾、張繼、謝持；候補中央監察委員5人：蔡元培、許崇智、劉震寰、樊鍾秀、楊庶堪。

10名中央監察委員中無一名共產黨人。

孫中山允許共產黨人成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央部長，卻不允許他們成為國民黨的監察委員。他想通過中央監委執行紀律對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有所防範，所以才有了10名監察委員全部由國民黨員擔任的精心安排。

從實質上看，國民黨的聯共政策是聯俄政策不得已的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