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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大會之後的一兩天。這是北京首次舉行的勞動節紀念儀式。據參加的同學告訴我，到會人

數在五百人以上，都是教師與學生，由李大釗先生擔任主席。他發表演說，鼓吹八小時工作

制，並盛讚俄國革命的成就。當時《新青年》雜誌發刊了勞動節紀念專號。無政府主義者是

最早注重五一紀念的，他們的《民聲周刊》也發刊了&ldo;五一專號&rdo;。至於紀念勞動節而沒有

工人參加這一點，似乎沒有人特別加以重視。當時各派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都在躍躍

欲試，打算從理論進入實際行動。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在當時，一切是由知識分子起帶頭

作用的。

我回到北京後，翌日就去看李大釗先生，向他敘述我在上海的種種經歷，並且慨嘆地說：

&ldo;這四個多月的流亡生活，幾乎使我成了一個學生政客。&rdo;他靜靜聽完我這一段不平凡的經

歷。他很重視我和孫中山先生的接觸，覺得擔任工會總幹事之舉也做得對，並和我討論能夠

和孫先生攜手合作到甚麼程度。我們彼此同意，國民黨已積累了不少舊作風，人事也很複雜，

一時似不會受新時代的影響而急劇改變。

李先生特別關心陳獨秀先生在上海的情形，以及上海方面的社會主義活動。我曾向他敘

述與陳獨秀先生會晤多次，他寄住亞東圖書館，正在物色住所，準備迎接家眷南下，有在上

海長居之意，並準備將《新青年》移到上海出版；他與國民黨的戴季陶等人和其他社會主義

者過從頗密；他痛恨北京政府，認為非徹底革命推翻軍閥統治不可；他常向人高談馬克思主

義，表示中國必須走俄國革命的道路。李先生說曾接到陳先生的信，信中也流露出這種意思。

我提到上海的社會主義思潮似乎比北京還要發達些，戴季陶、沈玄廬、李漢俊等常在星

期評論等刊物上做文章鼓吹馬克思主義；還有，朝鮮政治難民在上海組織了一個朝鮮臨時政

府，任內閣總理的金奎植和任外交總長的呂運亨，曾向我表示他們能與莫斯科打通關係，准

備和俄國的布爾什維克聯絡起來，推翻日本在朝鮮的統治；中華全國工業聯合協會的黃介民

要組織一個大同黨，主張聯絡中國一切的社會主義者，與朝鮮的革命派合作並溝通俄國的關

系。自然這一切都還在醞釀中，談不到真正的具體行動。

李先生認為他自己和陳獨秀先生等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都還不夠深刻，對於俄國革命

的情況知道的也還嫌少。因此他主張此時首先應該致力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他認為黃介民

和朝鮮臨時政府的人物所懂得的馬克思主義也許還要少，只因馬克思主義是很時髦的，他們

是現實政治的活動人物，設法利用之意可能高出於信仰和研究。

在這段期間裡，我和李大釗先生以及其他傾向社會主義的同學們所交談的主要問題，已

不是反日愛國運動和一般的新文化運動，而是關於社會主義的活動問題。北大那些具有社會

主義思想的師生中，有信仰無政府主義、工團社會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等的

派別。一般說來，他們都著重於學術的研究和介紹，殊少行動的決心，但對於俄國革命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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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