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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默不作声，似乎很叫他们生厌。他们谈看吸引人的什么事情，甚至突然发起火来。但是在我看来，他们全无所谓，他们激动只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我忽然把我的这一想法对他们说了出来：“先生们，我说你们本来是无所谓的嘛。”他们听了没有生气，反而笑起我来。这是因我的话并无责备意味，而只是我觉得全都无所谓而已。他们看出我这全无所谓之后也就快活起来了。

当我走在大街上想着街灯的时候，我不时望望天空。天空黑得可怕，不过还能清晰地分辨出被撕碎的云块，云块之间是一个个无底的黑斑。在一个黑斑上，我突然发现一颗小星星，于是就仔细地观察起来。这是因为那颗小星星提示我：我决定在今夜自杀。早在两个月前我就果断地下了这一决心，尽管我很穷，还是买了一支漂亮的手枪，并且在当天就装上了子弹。但是，两个月已经过去，手枪依旧放在抽屉里。可我无所谓地想最后找一个不那么无所谓的时机，为什么要这样，我自己也不知道。因此，这两个月来，我每晚回家都想自杀。我一直在等待那个机会。而现在这颗小星星提示了我，我决定今晚·一·定自杀。那颗小星星为什么要提示我呢，我也不明白。

我正在仰望夜空，突然有个小女孩一把抓住我的衣袖。街道上已是空落落的，几乎不见人影。远处有个车夫在轻便马车里睡觉。小女孩约莫八岁，裹着头巾，穿件短外衣，浑身湿淋淋的。但我特别记得的是她那双湿漉漉的破皮鞋，而且现在也还记得。她那双鞋子格外引我注目。她骤然扯住我的衣袖叫喊。她没有哭，但似乎在断断续续地喊着什么，由于冷得全身打战，未能把话说清楚。她被什么事儿吓坏了，绝望地叫着：“好妈妈！好妈妈！”我向她扭过头去，不过什么也没有说又继续走路，但她跑上来把我拉住。她的声音里流露出一种小孩受了极度惊吓的绝望心情。我熟悉这种声音。尽管她没有把话说完，但我明白，或者是她母亲在什么地方快要死去，或者是她们在那里出了什么事，所以她跑出来叫人，想找点什么，去帮助她母亲。可是，我没有跟着她去，相反，却陡然起了赶走她的念头。起先，我要她去找警察，她却松开手，呜呜咽咽，气喘吁吁，老跟在我身边跑，不肯离开。于是，我冲她跺脚，吼一声。她只是喊着：“老爷！老爷！……”她突然离开了我，飞快地横过街去：街那边来了一个行人。看来，她不再跟着我，而去找那个行人了。

我登上五楼我的住处。我没有和东家住在一起，我有自己的房间。我的房间小而简陋，有一个阁楼上常有的那种半圆形窗户。屋里有一个漆皮面沙发，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书，两把椅子，还有一把舒适的安乐椅，虽然十分陈旧，但却是一把伏尔泰式的高背深座椅。我坐下来，点燃蜡烛，开始思考。隔壁房里一片嘈杂吵闹声，近三天来都是如此。那里住着一个退伍大尉军官，他邀来一大群客人——五、六个酒肉朋友，正在喝酒、玩牌赌博。昨晚上他们竟然打起来了，我知道，他们有两人互相揪住对方的头发久久不放。女房东想数说他们，但惧怕那大尉。住在我们这儿的还有另一家房客：一位身材瘦小的团长太太，带着三个幼小的孩子。他们住进来后小孩都病倒了。太太和孩子们都害怕大尉，怕得昏厥过去，整夜打哆嗦，画十字，她的幼子被吓得患了癫痫病。我确切知道，大尉有时候在涅瓦大街上拦路乞讨。他没有找到职业，但奇怪的是（我正要说此事），他住进来整整一个月都没有给我制造过麻烦。自然罗，从一开始我就回避同他结识，而他对我从一开头也不感兴趣。不过，他们在一墙之隔的那边，不论怎么喊叫，也不论他们是几个人——我一直都不在乎。我整夜坐着，确实没有听到他们争吵、打架——甚至把他们忘了。我每晚彻夜不眠，这样已经有一年了。我通夜坐在桌旁安乐椅里什么事也不做，只在白天读读书。我这样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