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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数量依然逐年增加。云南当地政府在无法满足朝廷供应的情况下，不得不向四川、贵州等地远道购买，有时甚至到京师通过商人高价收购，然后再转交宫廷。

交纳贡金虽由地方官吏筹措，但最终还是要转嫁到百姓头上，当地人民不仅要负担贡金的税收，还要经历运送之苦。由云南到北京万里迢迢，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史料中曾记载过一支护送贡金的大队，在渡过云南境内的盘江时，正赶上山洪暴发，五十多人被大水淹没，断送了性命。云南百姓在长期苦役的煎熬中，终于揭竿而起。万历三十四年，一万多人包围了矿监衙门，杀死了万历派驻云南的太监杨荣和二百余名官吏。杨荣的府宅被烧，尸体在烈火中化为灰烬。

当时的政治家魏允贞在评析万历一朝的时政时，曾指出：“金取于滇，不足不止；珠取于海，不罄不止；锦绮取于吴越，不极奇巧不止。”这段记载在揭露时弊的同时，也说明，当时的黄金多取自云南，正像丝织品多取自江南和苏杭一样。定陵出土的丝织品和金锭，和历史记载相互印证，达到了记载和实物的统一。

在万历棺内众多的殉葬品中，有两只不太显眼的药罐。罐为金制，镶有长柄，但却没有其它金银玉器那样光泽鲜艳。金罐表面有多处磕碰磨损的痕迹，似经长期使用所致，很可能就是专为万历皇帝煎熬御药的药罐。

明代帝皇有病，煎服药物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和规定。太医院奉旨要派出四至六名御医，前去宫内诊视；在御榻前，先要膝行跪诊，然后合议处方开药。一种药要用两剂合成一服装在药罐中，罐口贴上“御药谨封”的封条，有太医院太医和内监共同监视熬药。待药煎好后，再分成两份，由御医或内监先试服一剂，证实无不良效果后，才将另一剂进呈皇帝服用。这套严格的制度，其主要目的是为皇帝的安全负责。

万历一生多病，经常服药一事，文献都有记载。但随着“国本之争”越演越烈，他以消极的方法怠工后，臣僚们便把他的病源归罪于酒色过度、精气亏损。早在1584年，儒史范儁就曾上疏谈到“人欲宜防”，并以禹不喜酒、汤不近色为例，恳请万历皇帝以美女、酗酒为戒。这位儒史也许没有考虑到“汤不近色”的真伪，更不会怀疑万历的病因。即使今天的明史研究者，尚有一些人与三百年前的臣僚持同一观点。其实，面对定陵出土的实证，应该打破这种近似偏见的结论。因为无论是棺内万历右腿蜷屈的痛苦形状，还是尸骨复原后，右腿明显地比左腿短的情形，都足以说明这位皇帝生前确实患有严重的足疾。有了这样的实物作证，而再以陈腐的观念，把万历的“足心疼痛、步履艰难”，一味地归结于贪恋酒色所致，这就难免有失历史公允了。

在万历头骨的右侧，放置着一个不大的圆形盒子。这个盒子的出现，开始并未引起大家的注意，只当是盛置小型精品的一般殉葬物。当梓宫的器物清理接近尾声时，发掘人员才将盒子打开。一经开启，几乎令人目瞪口呆：小小的盒子内，竟是一顶金光闪烁、富丽堂皇的翼善金冠！

这顶翼善冠，通体用极为精细的金丝编结而成，重量仅为826克。半圆形的帽山之上，挺立着两个状似兔耳的金丝网片，一颗太阳状的明珠高悬在两耳中间，两条金色的行龙足登帽山，正昂首眺望明珠，大有腾云追日之势。若能戴在头上，则天地人融为一体，给人以主宰苍生、容纳寰宇之感。像这样气魄宏大、造形精美的金冠，还是首次出土，堪称国宝。翼善冠的珍贵，除质地全为金线之外，还在于整体的拔丝、编织、焊接等方面的高超技术。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缕织工艺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

随着梓宫清理临近尾声，棺床的木箱也一个个打开。在万历棺椁的旁边，发掘人员发现了一箱著有文字的谥册。册为檀香木板做成，原本木色，不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