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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时行侍奉皇帝到皇极门，然后叩头退下。临行时他向万历致以慰问，万历答称：“先生劳苦。”这时候首辅固然既饥且渴，极度疲惫，但相形之下皇爷则更为劳累，他还要到奉先殿去向列祖列宗祭拜，尔后还要参见慈圣太后。

万历步行祈雨，是迷信的驱使，还是出于维系人心？恐怕连皇帝本人也难以解释清楚。但有一点不能忽视，当一个人处于困境之时，他就不愿放弃任何足以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哪怕它极为渺茫，他也要把它当作精神上的支柱与寄托。皇帝躬亲求雨，不论是出于何种动机，这种虔诚的态度和奋进精神，最低限度地表示了他对一切尚未绝望。希望源于失望之中。他的挣扎、他的自责，以及他对臣僚所作的爱民训示，都可以安慰人心。既然我们的封建王朝一向认为精神力量超过客观实际，那么，这次求雨即是作为皇帝克尽厥职的最高表现。

在万历祈雨不到一个月的6月25日，一场甘霖突降人间。最初是雨中带雹，旋即转为骤雨，雨势一直延续到第二天方才停歇。万历当仁不让地接受了百官朝贺。他由衷地感到骄傲与自豪。在以后的若干年内，即是他再想做出这样激动人心的事，也身不由己了。

国本之争

在中华帝国，一个注定要当皇帝的小孩子生下来后，便不是被作为一个人而是作为一个神奉养起来。他一旦登上宝座，便成为权力的象征，神的化身。他拥有一切，主宰一切，而恰恰也是出于同一原因，他又成为整个帝国最不自由和最不幸的人。他的一切行动都要受到严格的限制，以便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行为准则和榜样。为此，朱翊钧的母亲常常在他睡眼朦胧时催他去举行早朝，张居正要他读那些枯燥无味的书，群臣也不止一次地用祖宗的规范去劝谏他。麻烦的是他也是一个“劣根”未除的“凡夫俗子”，和常人一样有七情六欲。因此，当他临朝重复地看着臣下做着早已烂熟的动作，朝他日复一日地跪拜行礼时，当他退朝以后只能冷冰冰地厮混于六宫佳丽之中，看着他早已习惯而且千人一律的期待神情时，他生活上的不自由、精神上的空虚便可以想见了。尤其是，像他这样一个面对边疆危机四伏、朝政日益腐败而又无能为力的王朝后代，有什么办法能够寄托他的感情呢？

无论当朝和后人对郑贵妃作何评价，但她的聪明机灵、善解人意却是个无可否认的事实。这样一位才貌双全的女人，既然已被推上这个凄壮的祭坛，那么这个祭坛上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会教她必须倾尽生命的本能与才华，去作殊死一搏，以便尽可能地获取上苍的恩宠，除此别无选择。但是，这个帝国制度却容不得她对命运的把握和抗争。1586年，郑贵妃生下儿子常洵。由于万历对王恭妃和郑贵妃的待遇不同，长达几十年的“国本之争”由此揭开了帷幕。

郑贵妃对于生下常洵后被万历册封为“皇贵妃”感到毫不意外，她认为以她和皇上的亲密关系，获得这一荣誉并不过分。册封之前，万历要预先公布礼仪以便有关衙门作必要准备。消息传来，就有一位老臣提出异议：“按照伦理和习惯，这种尊荣应该首先授予皇长子的母亲恭妃王氏；郑贵妃仅为皇三子（另一位皇子不知生者为谁，史书无记载）的母亲，后来居上，实在是本末颠倒。这一异议虽然引起万历的一时不快，但册封典礼仍按原计划进行。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册封典礼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斗争的导火索，导致了此后数十年皇帝与臣僚的互相对立，而且涉及到整个帝国的安危。

册封郑贵妃为皇贵妃的仪式是极其隆重的。首辅申时行和定国公徐文璧，在身穿龙袍正襟危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