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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衙门便瞒着皇帝和内阁自做主张、擅自办理，即使内阁有所察觉提出意见，甚至劝阻也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内阁不能给部府作主，已经失去威信，只好任其肆意行动。这样一来，万历皇帝虽然表面至高无上统揽帝国，但对于部府有利的实际大权，反被各取所需下移滥用。更不可思议的是，皇位继承问题早已解决，而关于当年延搁立嗣的责任问题又沸腾起来，反较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更加严重。许多臣僚都被卷入，而且舌战之后继之笔战。这时朝廷中的文臣又产生了很多派别，各派之间无数的旧恨新仇需要清算，激烈的争论则常常始于微不足道的衅■，致使举朝上下人人自危，人人出击，“闻言而杜门，言已而视事。递出递入如登场之傀儡，凭人提算。”

而事实上，这种形同虚设的内阁，皇帝不尽职责，并没有使政府陷于瘫痪；文官集团有它多年来形成的自动控制程序，每到牛、龙、狗、羊之年，北京的会试、殿试照常进行，地方官和京官的按期考核也没有废止。派遣和升迁中下级文官，只是由原来的以德才为标准改用抽签的方法选用和决定，决定的因素不是德才，而是一根竹签，这些例行公事，皇帝照例批准，而大多数情况下则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作朱批，这时的帝国的航船已经全凭自身的惯性向前飘摇行进，它的沉没已是或早或晚的事了。

走向沉沦

万历皇帝百年之后，人们用八个字为之盖棺论定：“酒色财气，四病俱全。”

万历的贪酒，大约起于15岁时。为此，首辅张居正曾专门为他讲过《酒诰篇》，诚恳地告诫他宴饮过多，会荒废政务、损害身体，身为一国之君，应以宗礼为重，尽力戒酒。处于无聊苦闷之中的万历虽然当面称是，但背后却依然放纵不休。虽然后来发生了酗酒杀人的事件，受到李太后的严厉斥责并令其写出“罪己诏”向天下谢罪，但从后来的情况看，这恶习不仅没有改掉，反而愈演愈烈。这一点，从御史冯从吾的奏章中可以找到佐证：“陛下每餐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违，辄毙杖下，外庭无不知者。”后来内阁大学士赵志皋，也就此事多次谏止，但万历却以太监、宫女对上不敬，违犯宫规为自己开脱。

万历广选上千淑女，且整日周旋其间。郑贵妃与他的恩爱如漆似胶，却并未独占他的枕席，万历的八子十女为八个不同的女人所生便足以说明。在辅臣屡屡催请，他无计可施时，便发出这样的谕旨：“朕自夏感受湿毒，足心疼痛。且不时眩晕、步履艰难。”到春冬季节再传谕旨：“联昨感风寒不时动火，头目眩晕，腿足疲软。”如果说他的“足心疼痛”确因“感受湿毒”而致，那么“头目眩晕”则正是酒色过度、精气亏损的症状。

万历十二年（1584年）一月，御史范儁上疏条陈时政十事。其中谈到“人欲宜防”，以禹不喜酒、汤不近色为例，恳请明神宗力以美女、酗酒为戒。万历览后大怒，谕令重杖。恰巧，是夜雷雨大作，朝阳门外水深三尺，他心里惊惧，不得已免去重杖。但仍将范儁革职为民永远不入场起用。万历十四年（1586年）十月，礼部祠祭司主事芦洪春，也上疏规谏万历酒色，其中谈到，陛下自九月十五日以来，连日免朝，前日又下诏说头晕体虚，暂罢朝讲。芦洪春就此感叹说，夫！疾莫甚于虚。陛下人秋鼎盛，诸症皆非所宜有。但不宜有却而有之，这样做，必然要上伤圣母之心，下骇臣民之听。而又因此惰朝废典，不知陛下何以自安也？又说，陛下以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更深！万历览后怒极，命重杖六十、革职为民永废不用。不久，芦洪春便因愤郁而死。万历十年（1582年）冯保失败以后，由太监张鲸掌握东厂，因为横行无忌作恶多端，引起满朝公愤。其中御史何出光，曾劾张鲸犯有八条死罪，并连及其党锦衣卫都督刘守有、序班邢尚智。万历览奏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