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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皇帝是心中有数的，他以实际行动感激这位先生用铁的手腕赋予这个帝国的繁荣富强。当张先生偶感腹痛，年轻的皇帝便亲手调制椒汤面给先生食用。就连名位显赫的李太后对张先生也倍加感激，言听计从。这位李太后是一个虔诚的奉神拜佛的女人，有一次曾准备用自己的积蓄修筑涿州娘娘庙，后来听从了张居正的劝告，把这笔钱改用于修建北京城外的桥梁。万历大婚时，张居正因为父丧在内阁“青衣角带”守制丧事。按照明朝祖制，大臣在守制期间，不准参予皇帝的一切吉礼。但李太后却不避忌讳，定要让张居正暂易吉服主持万历的婚礼。这种既违背祖制又不吉利的做法，对于一个在封建社会中笃信佛教的妇人来说，没有对张居正的无比信任，是绝对做不到的。有好几次，李太后想在秋决前举行大赦，但张居正坚持以为不可，太后也只好被迫放弃原来的意图……

从历史的角度看，张居正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和主张出于维护大明王朝统治的目的，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又不可避免地触动了一些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再加上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欠缺豁达宽容的风度，自己又无法做到清廉公正。这就不免给反对派留下了把柄。因此，在万历十年他病逝之后，不但所推行的变革全部被推翻，自己死后也闹得身败名裂。这个悲惨结局的导火索，就起于他推行改革的时期，而明显的标志则是万历五年，张居正父亲死后的“夺情”事件。

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秋天，张居正的父亲在湖广江陵去世。按照当时盛行的“父母三年之丧”的习俗，张居正应当立即停职，回家按照四书所说去“守孝三年”（又叫做“丁忧”）。不过时间可缩短到27个月。倘军政要务紧急，离他不得，皇上也可以采取“强迫”的办法，将其留在位上。这个做法叫做“夺情”。这种做法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才偶一为之。此时的张居正权倾天下，怕一旦离去之后被人谋算。而且由他主持的全国性的改革也已到了关键时刻，他又怕因此而前功尽弃，便萌发了恋栈之心。怀着这样一种目的，他暗示吏部尚书张翰，想让他强留自己在朝。而张翰不但佯作不知，反而上疏请万历皇帝准允张居正“丁忧”回家，幸亏冯保见此，怕张居正回家自己失去屏障，便代为操作。于是，在冯保的鼎力协助下，万历在和皇太后商量后，决定慰留张居正，并以半恳请半命令的语气要求张居正在职居丧。这个命令自然正合张居正的心意，为了掩人耳目，他还是再三奏请回乡。万历也深知张居正的苦衷，便将一次次奏章又一次次批回，并命令送午门的六科廊房发抄，使大小官员得以阅读原文，了解事情的真相。

尽管如此，朝廷的官员们还是不相信张居正请求离职回乡守丧的诚意，进而怀疑“夺情”一事是张居正故意耍的一个花招，以遮掩众人之口。翰林院中负责记述本朝历史的各位编修均感自身责任重大，因为他们的职责就是要在记述中体现本朝按照圣贤教诲办事之精神。许多翰林来自民间，他们知道法治力量的限度，但一个人只要懂得忠孝大节，他自然就会正直而守法。现在要是皇帝的老师不遵守这些原则，居然把父母之丧看得无足轻重，这如何能使亿万小民心悦诚服！

在万历全然不知的情况下，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翰林院几十名官员联合请求吏部尚书张瀚和他们一起去张居正私邸，向他当面提出劝告，让他放弃伪装，回乡守丧。但劝说毫无结果。

对于张居正的态度，官员们极为愤怒，他们不肯就此罢休，而是下定决心采取另一种方式，直接向万历参奏张居正。按照当朝的制度，翰林编修奏疏是一种超越职权的行为，尤其是面对张居正这个重权在握的政治人物更是如此，且遭到反击的机会极大。但既然弓已满弦，利箭必须要发出去。尽管有射不着老虎反会被虎伤的可能……

果然，上疏之后，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