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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尔身上，我们看到一种类型的浪漫主义者，至少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英雄人物，是阿诺德（2）　笔下飘游的“疯子”的20 世纪后裔。归家的退伍军人霍拉斯·本博则是又一种类型的浪漫主义者。福克纳采用先前几个人物，包括埃尔默·霍奇的素材，把霍拉斯写成既是骑士、情人，又是吹毛求疵的唯美主义者。霍拉斯彼称为“诗人”，从事的艺术全部是替代和净化。巴亚尔在战争中驾驶战斗机，回家时带着对亡弟的怀念；霍拉斯在青年会管食堂，回家时带了一套吹玻璃工具，独力制造了一只“几乎尽善尽美的晶莹的琥珀花瓶”，“一直放在床头柜上”，用姐妹的名字呼唤它，称它为“你这个未受糟蹋的静的新娘”。

如果说在道生·费尔柴尔德说的“每晚抱着《十日谈》上床的阳萎不举的男人”

身上看到替代，在霍拉斯的创作中看到净化，那么霍拉斯的那句话让我们窥见福克纳在替代和净化二者之间体会到的联系。福克纳写完《坟墓里的旗帜》后不久，便开始另一部小说。后来介绍这部小说和他的生活的关系时用的词，同霍拉斯的花瓶与静为新娘相呼应。不过，写《旗帜》时，作者同巴亚尔和霍拉斯保持一定距离尚不称难，难在把两人的故事串连得令人满意。有时，同一个道理重复了又重复；有时则似乎在同一瞬间向四面八方岔开去。尽管有缺点，它还是不应受到当时的那种冷遇。它到底是一部惊心动魄的小说，比大多数评论家所形容的要精彩百倍。对这部小说最早的攻击出自霍拉斯·利弗赖特，不幸也成为日后的谶语。福克纳继续写小说，把这一体裁越撑越大，把不同叙述线条并到一起，成为一个更大整体的局部。

《旗帜》中的人物以后还出现在福克纳笔下最刻薄的《圣殿》和最浪漫的《未被征服者》如此大相径庭的小说中。

具有咄咄逼人的巨大想象力的作家的作品，常有强烈的互补作用。但是在约克那帕塔法世系中看到的，显然是他的想象力的最高造诣，具明显的互补作用，从而产生一个蕴蓄的结构。三件相互有关的事——福克纳对马尔科姆·考利编辑《袖珍本福克纳选集》的创议表示热心；福克纳立即把《袖珍本》看作“我这一伪造州郡的金书”；以及这个设想对彰显福克纳的伟大所起的特殊作用——说明，自《坟墓里的旗帜》开始的各种长短篇都有一个明显特征，即兼有整体的和局部的逻辑，整体逻辑和其中包含的相互作用，既复杂又丰富。福克纳的小说同任何有关南方历史或南方社会的思想或理论不相干，他的写作方法既不是历史的也不是社会学的。因此，把约克那帕塔法世系视为历史或社会学作品，显然是大错特错。在内涵上，它“不止”是南方历史或社会的缩影；在直接应用上，则不足以成为南方历史或社会的缩影。

这些错觉其实有深远含义，因为由此可见福克纳的创作给人的两种相反的感觉是如何取得平衡的：一方面，它塑造一个想象出未的王国，另一方面，它取材于一个自己从不认同为家乡的世界。甚至在读者、评论家和邻居追究根源，寻找原型、把考证当作生意经之前，作品中已含有他所寻求并保持的那种平衡。回忆老上校的情节时，他采用蒂帕郡里普利镇的风景、历史和人口统计。回忆小上校的情景时，他采用拉斐特郡牛津镇的。这一切用来十分自由，因为归根结蒂，他恪守的不是事实，而是安德森称之为“经想象把玩的生活事实”。他把它们揉合，增删、修改、赋以新貌，从页创造了一个具有独特面貌和历史过程的世界。

在《亚伯拉罕神父》和《坟墓里的旗帜》中，福克纳成了本家族和本地区的传说和神话的歌手，这些传说和神话是他的血肉的一部分，因此根本不意识到自己在借用。当周围的人不批准他歌唱、拒绝听他歌唱时，同家乡原先已够紧张的关系益发紧张了。虽未能吸引听众，思想上的回归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