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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也没有类如后人苏东坡一样对周郎的艺术形象进行素描。而是提出了一个假设：如果不是那场适时而至却又逆反时令的东风的话……？

这一问可不得了，紧接着就出现了数种乃至N次类的后续假设。首先是杜牧自己在诗中提到的那个令人尴尬的结果：“铜雀春深锁二乔。”

二乔者何许人也？乃江东二美女也，大乔嫁了孙郎（孙策），小乔嫁了周郎（周瑜），但这已经是建安三年（公元198年）的事了。到赤壁大战发生的建安13年（公元208年），周郎已是34岁的中年男子，想必二乔也不是*少妇了。至于所谓欲锁二乔的“铜崔台”，则建于建安15年（公元210年），此时距赤壁之战已是两年之后，而所谓把二乔与铜雀台多少可以关联起来的事件则在更晚，即建安17年（公元212年），曹操登铜雀台，命其子丕、植分别以铜雀台为背景作《铜雀台赋》，而曹植在此赋中有一句“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只不过曹植此间所指二乔，实为“二桥”，乃是通假之字，而事实上铜雀台两旁左有金凤，右有冰井二台，二桥正是主台铜雀台与之联结之纽带，此桥与彼“乔”实风马牛不相及也。

当然，我们可以顺着杜牧的思维将事情连接起来，那就是：如果东风不遇，则曹兵百万势必难破；如果曹兵不破，则江东基业势必难保；如果江东不保，则主战派周瑜势必身败名裂；如果周瑜身败，则其娇妻小乔又焉能得以洁身……

好了，这是杜牧假设后的一种可能，其实可以想见的结果还有许多，但仅仅就这一种最直接、最简单的推理，即便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推理，已足够后来者在此基础上想象驰骋了。于是，正是在杜牧这种假设的基础上，几百年后演化出了苏轼苏东坡的一篇《念奴娇·赤壁》，在这里，周瑜开始向英俊小生转变，而小乔也仅仅是“初嫁了”。尽管有惊涛拍岸，尽管你乱石穿空，但在“羽扇纶巾”的周公瑾面前，曹孟德百万大军不过是“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在这里，苏轼受了杜牧之的影响。周瑜乃“周郎”，郎者，*倜傥，儒雅过人也。于是在《三国志·周瑜传》中能歌善舞，精于剑术但同时又极其恢宏大度，豪气冲天的中年统帅周公瑾变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儒将”和“青年将领”。

再过几百年后，当创作与想象的接力棒传到小说家手中时，周郎的形象在苏轼之倜傥、儒雅的表层下又加上了胸气狭窄，度量不足，妒贤嫉能的成分。应该说，到这时，《演义》里的周郎身上个人性格更鲜明了，但应该说这时的周郎已经远非历史上真实的那个周瑜周公瑾了。而这大约是善于想象的始作俑者杜牧所想象不到的。

从杜牧之诗到苏轼之词，再到罗贯中笔下的演义，周瑜的形象就这么完成了他从历史真实到艺术真实的转变，可谓“亦真亦幻”是也。如果我们仅仅想满足于艺术享受，大可不必追问“原来”与“如此”，而如果我们必欲了解事实真象，则万万不可轻信人言，铆足劲，看史书去。

疾风劲草知复谁

唐太宗李世民文韬武略，治国有方，贞观盛世更是千古佳话，辉耀千秋。然而，或许大多数读者并不知道，太宗皇帝还是一位相当不错的诗人。虽说其诗歌成就与他的文治武功实不足以并论，但这有限诗歌的特色却是再明显不过的。那就是，太宗之诗，非为诗而诗，而是为人而诗，为政而诗，尤其是在区别对待，团结使用一些老臣，名臣时，更是每每以短短一首小诗以巧破难，将一般人断然难解的复杂局面瞬间理清，并以此来激励、调动那些百战功臣们的主动性、积极性，使之更好地为朝廷服务。

作为佐证，我们不妨试举二例。

先说一首《悼魏征》。

众所周知，太宗之所以有贞观伟业，与魏征的犯颜直谏是分不开的。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