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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了，不过最近因为出远门都没举重，所以正好运动一下。我问年纪较轻的几个激进派哪里可以弄到举重器材，但他们疑心很重——毕竟我们是美国来的——而且要不是真不懂英文，就是宁可说自己的语言。有个年长的激进派抗议了一下，跟弗洛伊德热闹滚滚地争着。苏西熊哼了哼，头伸到老人脚边探来探去——仿佛想用他的长裤擤鼻子——于是老先生安静地上楼了，虽然他明知苏西不是真熊。

“他们都写些什么？”弗兰妮问苏西，“是不是宣传通讯之类的？”

08　哀愁浮起（8）

“他们要那么多电话干吗？”我问，因为一整天都没听到电话响。

“他们打很多电话，”苏西说，“我猜都是些恐吓电话。我没看他们的宣传品，那些政治理念我没兴趣。”

“他们有什么政治理念？”弗兰克问。

“改变他妈的一切，”苏西说，“从头开始。他们要把台子上的球扫光，重开一局。”

“我也想，”弗兰克，“听起来不错。”

“他们好恐怖，”莉莉说，“眼光直穿过你，好像看的是你身子后面。”

“唔，你本来就不高，”苏西熊说，“他们可是常看我。”

“还有一个常看着弗兰妮。”我说。

“我不是这意思，”莉莉说，“我是指他们对人视而不见。”

“那是因为他们在思考，怎样才能改变一切。”弗兰克说。

“包括人在内吗？弗兰克？”弗兰妮说，“他们认为‘人’也能改变吗？你觉得呢？”

“当然，”苏西熊说，“比方说，人都会死。”

悲伤令一切变得亲密起来，在哀悼母亲和蛋蛋之际，激进派和妓女一下子成了我们的熟朋友。我们失去了母亲（对妓女而言），也失去了手足（对激进派而言）。因此，为了弥补我们——还有弗氏旅馆——受到的伤害，激进派和妓女待我们都很好。除了日夜作息不同，他们相似的程度其实超乎彼此想象。

他们都相信一个跟电视广告同样单纯的理想，总有一天，自己能够“自由”。两方都把身体当做一件可以为理想轻易牺牲的物品（在付出牺牲后，也能轻易地复原或代换）。甚至连名字都差不多——即使理由未必相同；他们只有代号或绰号，如果用的是真名，姓氏也略去了。

其中甚至有两个人名字一模一样，不过从来不会搞混，因为激进派那个是男的，妓女自然是女的；而且他们也从不同时在弗氏旅馆出现。这两人都叫老比利，比利（Billig）在德文里是“廉价”的意思。老妓女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她接客的价码比一般低得多；虽然克鲁格街位于第一区，这里的妓女跟卡恩纳街（就在转角处）比较起来，只能算是次级品。绕过卡恩纳街走进这条小路，就像纡尊降贵（相对来说）走进一个黯然失色的所在；只差一条街，就不见了沙赫大饭店的灯火和国家歌剧院的灿烂辉煌，你会注意到妓女的眼影搽得更浓、膝盖有些弯曲、脚踝仿佛要陷进肉里（因为站得太久）、腰也更粗——就像弗兰克房里的裁缝人形。老比利正是克鲁格街妓女帮的大姐头。

与她同名的激进分子，就是搬到五楼时和弗洛伊德吵得最凶的老先生：“廉价”这个美名的由来，是因为他以捉襟见肘见称，而且经历辉煌——同侪甚至称他为“左派中的左派”。布尔什维克还在时，他就是其中一个；等到名称改了，他也跟着改名。每次有什么运动，他总是站第一线，可是一旦运动出现乱象或走进死胡同，老比利马上又躲到后头，无声无息地开溜，等着下次再去站第一线。激进派年轻一辈的理想家们总是对老比利又怀疑又羡慕——因为他就是能存活下来。妓女对她们的老比利看法也差不多。

不论明暗里外，这个社会对年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