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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糊弄这块球场上的人！”李章明喊道，“如果你总是投出这样愚蠢的投篮而拒绝传球，你能有什么好处？”

孩子紧张地沉默着。

“用用你的脑子！”李教练靠近孩子的脸喊道。

接下来，李教练向孩子们发出了下一个指令。几秒钟里，球员们下蹲做出防守动作，朝着球场另一边的底线做“Z”字形的前后移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孩子们必须一直做跑和跳的训练——全速跑，蛙跳，折返跑。这本身并没有惩罚性质，只是他们每天正常的训练项目，尤其是在冬天，逐渐变浓的夜色让李教练没有其他的选择。训练快结束的时候，孩子们都疲倦地叉着腰。没有人抱怨。甚至没有人说话。

在今天充满各种文化象征的中国，儒家文化在传统的体育范围里依然非常盛行。从金字塔的顶端（国家队）到庞大的底部（在三千五百多所业余体校接受训练的几十万年轻运动员），这个体系里所有的年轻运动员的表现，很好地定义了什么叫谦恭。徐汇区体校在这个体系里可能只属于比较低的一个层面，但即使在那里，年轻的体操选手、游泳选手和篮球选手，都把他们的教练看成是师长、监护人。和其他几十万被选进体校的小运动员们一样，这些孩子很清楚他们不是到这里来体验比赛的乐趣和运动的激情的。他们的任务很简单：那就是为国争光。姚明的父亲年轻时来徐汇区体校训练时就学过这一课；姚明1989年来到这里，在李章明机警的目光下开始艰苦训练的时候，也将学到这一课。

因为是在中国经济刚开始复苏的时候出生的，姚明可以说是过去四十年里，中国第一代能够体验到实现个人抱负后的快乐的一部分人。小时候，他梦想能够成为开拓新世界的探索者，而不是回到父母那一辈人的旧世界里。“我总是想成为一个考古学家，可以到处去探险，”姚明带着点壮志未酬的表情说，“当然，在那些很小的洞里爬进爬出对我来说太难了。”不过，更难的是他无法回避从出生开始就被预定好的命运。在中国社会，个人的理想逐渐变得重要起来——姚明有很多本来应该是接受国家分配的同学，都自己选择了事业——但是像姚明这样，有着上天给予的身高的运动员，却享受不到这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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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机器上的齿轮（2）

当父母告诉姚明他要被送去接受篮球训练时——他那时还不到九岁——他没有说什么，既没有反对，也没有说愿意。他一直是个乖孩子，于是就按照吩咐站在小学门口等那个在今后五年里将会主导他的生活的人：李章明。头发蓬乱的李教练那时三十岁，骑着自行车带着姚明穿行在上海迷宫一般的小巷子里，到徐汇区少体校训练，时间是每周五个下午，加上周六。“一开始，感觉就像是被迫的。”姚明后来回忆说，他把自己接受训练的缘由归结为，“纯粹是为了我的父母，因为我很尊敬他们。”他不想让他们感到失望。

训练的第一天，李教练让孩子们排好队练蛙跳。在其他孩子跳着穿过球场的时候，姚明姿势难看地弯着腰，把双手背到身后，还要互相钩住。李教练说，他跳不起来，因为他粗壮的长腿没有什么爆发力。那天，其他男孩子绕着场地全速地跑了四圈。姚明停下来的时候几乎要倒在场地上了，大口地喘着粗气。“他缺乏速度和耐力，”李章明说，“他的骨头还没有发育好，心脏功能也很弱。”

姚明的身高和笨拙，让他从一开始就成了别人嘲笑的对象。体校足球队的一些人，在一个绰号叫“黄毛”的好斗的家伙带领下，总是不客气地捉弄姚明。他们跳到他的背上，模仿他笨拙的步伐，还用手指关节敲他的脑袋。这些调皮鬼还拿姚明的体格开玩笑。因为身体还没有发育好，他的腿很粗，臀部看上去是凸起的，于是他们说姚明看上去像个“胖企鹅”。

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