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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眼光有点令人镇慑。是啊，换成我，怎么决定？

我并没有楞很久。马上，病人心律不整又发作了。

“电击器，软膏，调整电压三百伏特。所有人员离开病床。”

我把电击板贴在病人胸前。我注意到有几处皮肤已经电得焦黑。病人本能地用双手过来抗拒我的电击板。

“她还是清醒的！”正要电击时，这样的念头闪过我的心头。我觉得自己双手发软，实在按不下按钮。

“我们先给她一点镇定剂让她睡着。”

“不行，”我一说妇产科医师就反对了，“镇定剂会通过胎盘到小孩子身上，小孩子情况已经很差，不能再冒险打药了。”

我相信病人一定听见我们说什么了。虽然她的情况很差，可是还很清醒。她紧抓我电击板的手，渐渐地松开。

“病人不要打镇定剂。”我几乎叫了出来。

坦露着胸膛，为了孩子，她像个坦然准备就刑的人。一点都不怕。

我们把胃出血的病人推往开刀房。沿途，他一直嚷个不停。

“我不要开刀！”病人叫着。

“不开刀，只是去作个检查。”

“我不要开刀。”

“告诉你多少次，只是检查。”

一路上，我们就这样很荒谬地重复着同样的对白。直到开刀房近了。

“这样我死了不会瞑目的。”

女儿们似乎吓了一跳。“爸爸，你干嘛说这样的话。”

“我还没有看到阿赐。”

“爸爸，阿赐已经在飞机上，一会儿就过来了。”

“我有话要问他。”

“可是，爸爸，只是检查而已。”

“我不要开刀。”然后又荒谬的对白又开始断续重复。

我摸了摸病人的脉搏，愈来愈微弱。

“他不要开刀，该怎么办？”一个女儿问。

“唉，”另一个叹了一口气，“他要阿赐给他一句话。他不要这样不明不白进去开刀。”

“叫阿赐来跟我说……”

我拿着空白的手术同意书，“怎么办？”

开刀房外勤护士亲切地走出来准备交接病人。

“等一下。”女儿们表示。

“等什么？”护士小姐不明白地问。

“他在等一句话。”

“现在怎么办？”护士小姐看着我。

“哎，”我走来走去，“打电话到血库，多叫一些血来。”

“他的心肺功能可以说很差。现在全靠呼吸器维持。”我持着电话筒，和董事长的律师沟通着。

现在他们几个孩子围着董事长。远远地，听不清楚他们在讨论什么。从他们严肃的表情可以看得出来这几个孩子正为了董事会的事，辛苦地劝说这个可怜的老爸爸。

“但是你说他的意识还很清楚，这不是很奇怪吗？”隔着电话，律师问我。

“我想知道我现在说的话，有没有法律责任？”我问。

“我只是想了解情况。真正要负法律责任的话，还要签署一大堆文件。所以你不用担心。”

“那我也想了解一下状况，如果董事长明天不出席这个董事会的话，会有什么后果？”我问。

“就算他明天出席，也不一定能挽救整个局面，更不用说不出席了。他的孩子，没有人遗传到他的魄力，四个兄弟姊妹自己不团结。对方又非置他们于死地不可。局势很　不利。”

“所以非得请这个老爸出来最后一战不可？”我喃喃自语。

“医师，”律师又回到主题，“他的意识清楚，是真的？他能说话吗？”

“他因为做了气管切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