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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拍摄那张照片时应该已经年过八旬了。她放下书，看着照片上这位老人。如果有幸能请教他这样的专家该多好啊，佩琴心想。

快到晚饭时间了，电话铃声响起。是陈超打来的。听到佩琴说于光明还没下班，他似乎有些遗憾。

“我们家老于最近挺忙的，总是很晚才回来。别管他了，你的论文写得怎样了？”佩琴问道。

“还可以，慢慢来呗。这种时候不在局里，我挺不好意思的。不过对我来说，要想尝试点儿不一样的东西，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了。你怎么样？”陈超道。

“我倒不怎么忙。只是在读一些书。大家都在谈论红旗袍的事，我觉得我也应该查点儿资料什么的。”

“你又打算助老于一臂之力了吧，发现什么有意思的没？”

“现在还没有。我刚开始读一本关于中国服饰史的书，书的作者也是个大作家呢。”

“难不成是沈文昌？”陈超问道。

“你也知道他？”

“当然，那可是著名学者。最近新拍了一部关于他的纪录片呢。”

“我没看过你说的这个纪录片。哦，对了，我买了一张《意外收获》的影碟，知道你挺喜欢那部原著小说。老于跟我提过你在外滩公园的那些事。”

“谢谢你，佩琴。你想得真周到，我巴不得现在就看看这部电影。”陈超说道，“那就这样，等老于到家让他给我回个电话，哦，还有啊，让他方便的时候把那张影碟捎给我。”

七

清晨，陈超从混沌之中醒来，仿佛还沉浸在思索之中。

市中心区已经发现了第二具尸体，而各大媒体已如初夏鸣蝉一般喋喋不休。他觉得自己应该做点儿什么。就算是为了于光明和晓红，他也得做点儿什么。在他们的帮助下，他才能一步不落地了解案情的进展，好在那位牢骚满腹的廖队长面前挤出灿烂的笑容。

然而在看过同事们查到的线索后，陈超觉得自己很难比他们取得更多进展，至少在现在这种半工半读的“兼职”状态下是如此。论文目前依然占用他很多精力。办案与写论文类似，只有全神贯注才能找到灵感。

想到这里，陈超嘴里一阵发苦，于是他决定去刷牙。可正在刷得起劲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佩琴的思路。他曾与那位中国服饰史权威沈老先生有过一面之缘。

这位沈文昌先生在四十年代曾是一名诗人，主要创作后来很流行的意象派诗歌。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在上海博物馆谋了个差事，公开声明说自己曾经创作的诗歌都是糟粕，随后全心全意投入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去了。在五十年代中期那种紧张的政治气氛中，这不失为一种明哲保身的好办法。如道家所云，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由于他突然从文坛上消失了，他所谓的“资产阶级文人”身份居然没被六十年代中期那些年轻的“红卫兵”们发现，从而免遭侮辱和迫害。到了八十年代，携其在中国古代服饰史上的卓越建树，这位沈老先生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之中。他的著作被翻译成数种外国文字，而他本人也成了“国际知名权威学者”。此时的文坛充斥着各种新生面孔，已经没人记得他曾经的诗人身份了。

若不是曾经在与一位英国汉学家的会面中谈到这位沈老先生，陈超大概也记不得他了。那位汉学家对沈文昌早年的文学作品赞不绝口。陈超对一首沈文昌早年的小诗印象深刻：

怀孕了，他妻子因为将诞生的孩子充满幸福，

这会是一个上海孩子，

她想，轻抚乳房上绽现的淡青色经脉，仿佛像——

他多年前离开的那天，

故乡的山峦映衬着白云，他的老祖母，

迈着小脚，跌跌撞撞地赶出来，把一团土塞进他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