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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显然在孔子看来礼不过形式，而仁才是礼的本质。礼必须充分体现仁的精神成为约束行为的标准。由此，“三纲”可说是孔子学说的一种反动。孔子所说的“忠”、“孝”，“尚为相对的义务，而非片面的无条件服从”，而且是“较近人情”的。然而经过后世的改造就变的面目全非了；忠变成了愚忠，“逆命利君谓之忠”，孝变成了愚孝，“父要子亡，不得不亡”，夫妻关系变成了“男帅女，女从男”。孔子原本顺应人情的自然，被篡改成违背人性，吃人、杀人的教条。

先秦儒家的仁义或者说天理本是儒家法哲学的理想法，是判断善恶的标准。但汉后儒家大师们在同法家的斗争中完全迷失了方向，他们尝试着将自己的思想更实用化，而理想得将“道”、“仁义”烙在“帝王之法”上，使得其具有了理想法与实在法得双重性，从而抹煞了其神圣得色彩，从神到到人得这种急剧的变化，使得失落的人们由信仰变为服从，中国人的奴性和这是分不开的。面对西方那抽象的理性，我们始终无法释怀，它似乎是无法理解和企及的。的确，这样的一种民族心理是经过历史长期萃化的结果，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宗教情结。更值得深思的是，当下时代的很多学者在研究儒家思想时，在犯历史性的错误，总是企及为现实服务，甚至用西方文明的标准桎梏儒家思想。

作品相关　民国军阀们如何挑选妻妾（转自网上）

我国三千多年的漫长封建社会中，盛行一夫多妻的“妻妾制度”。但凡有社会地位的文武官员、豪门大户，几乎无不妻妾成群。中华民国成立后，移风易俗，社会各界逐步推行“一夫一妻制度”。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现象：在知识界、文化界，以及政府的文职官员里面，比较顺利地推行了“一夫一妻制度”（当然有中间状况、有过渡阶段）；而在军阀界、“武化界”，则相当顽固地仍然坚持“妻妾制度”。例如袁世凯（1859－1916）妻妾10房；曹琨（1862－1938）妻妾4房；段祺瑞（1865－1936）妻妾7房；张作霖（1875－1928）妻妾6房；等等。

那么，民国军阀们如何挑选妻妾呢？

个案很多。本文从中举出两个典型例证：张宗昌（1881－1932）和杨森（1884－1977）加以说明。可以看出，起先军阀挑选妻妾，多为妓女、“戏子”或贩卖的“丫头”等沦落红尘的下层女子；而后来军阀挑选妻妾，则逐渐注重文化教养，寻求一些女学生。

张宗昌（1881－1932）妻妾不知数，可考者24名张宗昌（1881－1932）是山东军阀，人称“三不知”将军，即“兵不知有多少，钱不知有多少，姨太太不知有多少”。可考者，计有24个女人。

原配贾氏：张宗昌在老家订了一门亲事，姑娘是邻村的贾氏，贫民出身。张、贾二人没有感情，亦无子女。1916年，张宗昌在南京遇刺，本人无恙，但贾氏却遇害了。

大太太袁氏：张宗昌的“大太太”是袁书娥，沈阳人。张宗昌闯关东后，22岁与袁氏成婚。共生有三男三女。长子三岁夭折；次子张济乐，又称伯伟，号孟揖，生于1914年；老三宁乐，号康侯，生于1917年。三个女儿：长女春娇，后自杀；次女春亭，三女春梅，小学毕业后改为张纯。张宗昌1932年被刺身亡后，袁氏带着亲生的二男二女回到沈阳，住在老桂林街上一栋三层小楼里，以典当为生，到1944年因病去世。袁氏晚年心情压抑苦闷，每天只吃一顿饭，整天跑到小楼阳台上仰头泣呼：“宗昌啊！你为什么死得这么惨啊！你看看今天我们过的什么日子？”

纳妻妹为妾：袁书娥的妹妹袁中娥，小3岁称“二姑娘”，张宗昌收为二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