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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著称于世。明代资本主义的萌芽，首先表现在纺织业，它几乎把古代纺织技术推向了顶峰。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明代织锦品几乎损毁殆尽，存留至今的实物已是凤毛麟角。博物馆、研究所和收藏家偶有收藏，又多系袍服剪裁下的零星碎品，原装成匹的明代织锦已近绝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明代织锦品研究者只有到佛经封皮上去捡拾渐已霉烂的残片加以探究和考证了。

万历棺中织锦品的出现，无疑为研究明代纺织工业史及工艺美术水平，提供了丰富而详尽的宝贵实物资料。

定陵出土的织锦品，所以后来被考古工作者称为三千多件出土器物中的首宝，不只因为它有对明代纺织业及工艺美术水平的研究价值，而它的珍贵，同时对于中国古代种桑、养蚕、缫丝、并丝、织绸、纹饰、染色等生产技术的研讨，都可以从中得到启示。

这批丝织品几乎集我国汉唐以来历代纹样之大成，织物组织也品类齐全，从平纹、斜纹、缎纹、变化组织、二重组织到纱罗复杂组织，无不俱备。尤其是织物组织配合纹样的变化，使丝织品较汉唐更加华丽精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更为珍贵的是匹料上的文字记录，既是研究古代纺织科学技术的珍贵文献，又是明代纺织工业史的注释。

明朝自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因北方地广人稀，土地大多荒芜，宫廷所用大量物资，常依赖于江南。从定陵出土的丝织品可以看出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是作为帝后袍服的织成疋料，或是别有用途的宫廷藏品，多数来自江南。江南气候温和湿润，适合种植桑麻，早在明朝初期，南京、苏州、杭州等地，就设有宫廷专用的织染局，朝廷委派专人负责监督，并有严格的上交数额和检查制度。“腰封”上的文字正是为了检查方便所记。随着大明帝国日趋衰落，织染局制造匹数逐年增加，到万历一朝达到了高潮。文献记载，织染局上交岁额总数原为两万匹，而万历初期已达到了十几万匹，超出岁额总数的几倍。

明代的苏州，曾是锦缎织造中心，这里聚有大量的织染工匠，每个工匠每日仅能织二、三寸，而对这惊人的上交数额，不得不整日劳作，把丝一条条织成锦缎，又一匹匹送往皇宫，而作为织染匠，却终日不得温饱，其凄苦之状不忍目睹。史料记载：万历二十九年六月，织染匠们终于开始怒吼了，以葛贤为首的两万余人掀起了反抗朝廷和官吏的大规模暴动。文献上记载了这一事实，三百多年前拿起大刀长矛反抗朝廷和官吏的，不正是万历棺内织品上发现的赵绪、倪全、薛孝、邹宽、沈阿狗……这些社会底层的人物吗！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浅显的道理，不知万历皇帝生前是否想过。

发掘人员将丝织品一卷卷拿出，梓宫内又出现79锭发散着光芒的金锭。多数是十两一锭，五两或更小的不多。金元宝绝大部分背面都有字迹，记录着征收年月、委官、金户和金匠的姓名。例如：

云南布政司计解万历三十五年分足色金一锭重拾两安宁州同知江鋐金户高如山金匠沈教

云南布政司计解万历四十壹年分足色金壹锭重拾两委官绍傅金户杜良金匠沈教

云南布政司计解万历三十六年分足色金壹锭重拾两委官通判张荐金匠沈教

云南布政使司计解万历四十四年分足色金壹锭重拾两委官魏元勋金户吴相金匠沈教

从中可以看出，金锭的贡地多在云南。尽管从文献上看，万历时的云南并不盛产黄金，但宫廷的搜刮仍然指向了这片偏远的边陲之地，该省每年要向朝廷纳黄金五千两，成为当时的一项沉重负担。有正直的朝臣看出了征收贡金的危害，上书劝谏：“云南大害，莫甚贡金榷税之事。”户部主事洪启初在给万历的上疏中也直言不讳地指出：“滇之害无如贡金一事。”然而万历始终没有理睬他们的奏请，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