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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好，速看速还。郑”。几十大本，几百万字，我连夜阅读、摘记，又立即组织人重抄一部，原书送还。重抄本数十册现存定陵。

发掘工作刚完，在故宫神武门举办了“定陵出土文物展览”。布展期中，《人民日报》约他写稿介绍，他来到现场，一见我开口便说：”发掘工作完成了，要立即着手写发掘报告，要快，不能拖。”又说他藏有明代帝后服饰图片数十张（他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也是著名的古籍版本收藏家），十分宝贵，有彩色，比《三才图会》的要准确，写报告可作参考，次日他便把图片交夏所长转给我。展览开幕后，他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刊出（1958年8月31日，题为《朱翊钧的地下宫殿》），定陵发掘的消息一经公布，轰动中外。我下放时，在农村新闻广播中听到他出访阿富汗、阿联等国飞机失事的消息，心中十分悲痛。若干年后回定陵写发掘报告，他的图片真的成为复原帝后服饰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事毕送还，主人却归道山了。他去世后，全部藏书捐赠北京图书馆，入特藏部，馆方为他的赠书编印了厚厚一部（西谛书目》（郑字西谛），那些图片久借不归，未能列入书目，我有责任，至今引为憾事。然而略感慰藉的是，利用定陵资料写出文章的，在发掘委员中他是惟一的一位。

发掘委员会的委员中，郭沫若最关心发掘，经常到现场看看，有时还带几本明人笔记要我阅读，坐下来谈考古、谈明史，一坐就是半天。郭老早年学医，打开地宫之前，他一再嘱咐，人死放久了，有一种“尸毒”，千万要小心。帝后的尸骨，将来要作多方面检验，提供病理或医药方面研究，请专家写专题，附在发掘报告上。他关心工作队的健康、安全，尽可能做了些防护设备，没有出现事故也没有染上“尸毒”，但是，尸骨却被烧毁了，连一点骨渣也没有找到。

地宫打开之后，他来得更多了。一天下午他突然来要看一下皇后的“谥册”——死后晋封的册文。他坐在木板房内用放大镜仔细阅读，夫人于立群却张罗着为我介绍女友。郭老听觉不敏，拍拍助听器仍听不清我们的谈话，站起来大声问：“你们在谈什么？”于立群附耳大声说：“皇后问题。”我在纸上写了“对象”二字，朝他眼前一展，他笑了：“噢，对象！我看你的对象就是发掘报告，这比结婚重要啊，你结婚时立群可以参加，不过，我可希望你在结婚之前就把报告拿给我看！”说罢哈哈大笑。今天，发掘报告终于出版，他却溘然而逝。我往哪里去送呢？

邓拓对定陵发掘十分关心，也经常来工地现场。他说：“我在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万历一朝是关键。”他翻阅我平时摘录的有关明代史料的卡片，并希望我借给他，我答应了。临上车他又嘱咐我：“开棺要告诉我，我要看，出土器物我要一件一件仔细看，发掘报告我更要看。”并一再说明，写报告时，史料卡片一定送还。“文革”之中，他被抄家，卡片不知去向，多少年的心血丢失了，我并不介意，而现在，发掘报告出版了，作为发掘委员，他却无缘过目了，我深感不安。

“文革”后期，在灯市口马路上突然遇到夏鼐所长——我的业师。他说刚从“五七干校”回来，要筹备一个全国文物展。随后问我情况，我如实以对：“我还没有解放，正在单位挖防空洞，劳动改造。”他说：“很好嘛！还在挖土，没离开老本行呀。”问我定陵情况，我摆摆手说：“这一行不干了！我现在练就了一把好手艺，设计、画图、起券垒墙，样样能干，以后改做瓦匠了！”他笑着说：“按古希腊的谚语，你能盖房子，再种些树，我看还是个好公民嘛。”看得出他是有意在安慰我。

夏所长有个习惯，平时同他谈话，他总是随走随说，在办公室里，也是我坐着说，他来回走动，边听边说。这一次却一反常态，我们在马路边相对站立，足足二十分钟，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