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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行动。实际上，正如希特勒马上就意识到的，他得到了一张王牌，不过打出这张牌需要极大的勇气：同共产主义苏联做交易。尽管对纳粹德国来说，苏联在所有方面都是一个难以对付的敌人，然而随着英国等国的突然介入，达成共识的机会来了。斯大林同样意识到了牌局的变化，他也有了一个机会，一个同样需要极大勇气才能抓住的机会：与希特勒达成协议。

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角度讲，这两个国家的结盟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德国与苏联的关系迅速恶化，两国都展开了恶毒的宣传活动，将对方丑化为残忍和危险的魔鬼。两国之间的贸易也几乎中断：1932年，苏联50％的进口货物都来自德国，而六年后这一数字下降到了不足5％。不过，两国最终还是找到了一些共同点：那就是消灭夹在两国之间的波兰。

1939年的春天是个外交活动频繁的季节。苏联驻柏林的临时代办与德国首席东欧问题专家会面，为改善两国关系打基础，并寻找可能的合作领域，包括重启贸易。很快，谈判就转往了莫斯科，由德国大使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继续进行商讨。后者的前任是马克西姆？利特维诺夫（Maxim　Litvinov），因其犹太背景不利于与反犹的德国政府打交道，故而被刚刚解职。温斯顿？丘吉尔写道：“作为一名杰出的犹太人，利特维诺夫成为了德国人仇恨的对象。他就像一个破工具一样被丢在一边，从世界舞台跌落至无人问津的境地，收入微薄且受到监视。”

到了夏天，德国外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已经能够向莫斯科传递消息，并解释说，正是因为国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完全不同，因此“两国之间没有理由相互敌视”。他建议，如果双方有协商的意愿，两国恢复邦交并不是不可能。问题的核心在于波兰，德国和苏联的合作取决于能否就肢解和分割波兰达成协议。

这一问题由斯大林本人提出。自革命以来，波兰就一直是苏联的眼中钉。首先是因为《凡尔赛和约》将1914年之前属于俄罗斯的一片土地划分给了波兰；另一个原因是在1917年之后的几年里，布尔什维克在彻底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曾受到过波兰军事行动的威胁。在30年代苏联清洗运动中，对波兰间谍的担忧成了当时的普遍心态。数百万人在清洗运动中遭到逮捕，有数十万人被处决。大概在与德国开启谈判的两年前，斯大林亲自签署了“清除波兰军事组织间谍网络”的命令，这又导致了数万人被逮捕，其中超过五分之四的人被枪决。对于与德国合作一同对付波兰，斯大林显得非常积极。

事情进展得很快。在斯大林答复同意签署协定两天后，两架福克—沃尔夫秃鹰（Focke…Wulf　Condor）战斗机在莫斯科降落。苏联仪仗队列队欢迎，两排旗帜在风中飘扬：一排是代表着城市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镰刀斧头图案，这显然是共产主义的象征；另外一排是由希特勒本人设计的第三帝国的旗帜。他在《我的奋斗》（Mein　Kampf）中这样解释道：“红色象征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意义，白色象征民族主义思想，‘卐’则象征为雅利安人的胜利而斗争的使命。”这是20世纪最奇异和最意想不到的场景之一，当德国人走下舷梯时，代表着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旗帜一齐飘扬。德国代表团由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率领，他的一位老师曾认为他是“班上最笨的学生，自负而固执”，然而现在他受命在两个敌国之间协调并达成协议。

在进入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会面时，里宾特洛甫表达了他对两国友好关系的期盼。他说道：“除了和平与贸易之外，德国对苏联别无他求。”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