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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门“核夺施行”。（27）

这一骇人听闻的说法传出后，引起了中国官场不小的震动，在洋务官员看来，赫德这一举动，大有项庄舞剑的嫌疑。当时赫德正在极力向中国推销铁甲舰、蚊子船，曾任船政洋员监督的日意格因为经常指摘英国舰船的缺点，可能成为了赫德的眼中钉。同时，推销英国船只的最大竞争对手，无疑是中国国内的造船企业，挑“康济”的问题，无外乎是给官场人士留下福建船政造舰水平不行的印象。

对于赫德的批评，洋务派官员立刻群起回击，以防被清流保守派借机生事。时任船政大臣黎兆棠最先行文总理衙门，称赫德的行文“足证遇事关心认真”，但是将普通商船规范引用来挑剔“康济”的做法，“微有不符”。

有别于黎兆棠温文尔雅的反应，北洋大臣李鸿章的举动显得更为有力。先是转述了事件当事人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会办徐润查验的结果。即“康济”舰原本是军舰舰型，“不计装货多寡”。商议拨给招商局后，“将船中添配船面，连接船头船尾，庶使住房之外多装搭客”。称“康济”从马尾开往上海的途中，“亦觉平稳”，虽然不是商船常用的平底船型，但是稳性与招商局进口的商船并无多少差别。到达上海后，招商局为“康济”舰投保，“洋行保险验船人到船细看，均称船身坚固，行驶平稳，否则船主固不放心，即保险洋行亦不肯承保”（28）。

经过一番事实陈述，李鸿章做出结论性的建议，认为福州理船厅的说法“恐非确论”。此后，李鸿章又再度详细上奏清廷，力陈“康济”舰经过实际使用，“亦称平稳”，所谓尖底船不能用于商用的说法不可靠。在李鸿章的有力支持下，船政大臣黎兆棠等又接连上书澄清，最终化解了这场大风波。

“康济”拨给招商局后，主要在香港南洋一带航线航行，实际运用中并没有出现赫德说的危险情况。随着招商局商船的进一步增多，1884年左右，“康济”被调拨给同属李鸿章淮系的北洋水师。和该级军舰的首舰“威远”一样，“康济”不久也成了练习舰。

1888年，随着北洋海军的正式成军，军中急需专门用于培训鱼雷专业士兵的练习舰，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遂决定将“康济”练习舰改为鱼雷练习舰。（29）改造的内容主要是添加武备，回到福建船政进行施工，从之后的情况看，“康济”舰简直成了武器训练平台，所装备的武器型号五花八门。共装备有80磅瓦瓦苏尔前膛炮一门，12磅阿姆斯特朗炮两门，87mm克虏伯舢板炮四门，金陵制造局造10磅前膛炮四门，诺典费尔德机关炮两门，格林机关炮两门。由于“康济”舰体改动余地较小，这些火炮大都安装在舱房顶部。除此外，另加备了两具从德国购买的14英寸鱼雷发射管，用于教学训练。（30）

北洋海军覆没后，停靠在刘公岛铁码头旁准备运载残存官兵出岛的“康济”。非常巧合的是，这张照片中“康济”舰左侧海面那艘露出桅杆的沉船，就是“威远”舰。

甲午战争时，“康济”舰未参与主要战事，北洋海军覆灭后，日军将其解除武备，归还给中国，用以运输提督丁汝昌等人的灵柩，以及残存的北洋海军官兵离开刘公岛。1896年，清廷重建北洋水师，“康济”更名为“复济”，重新充当练习舰，并参与了从日军手中收回威海卫的仪式。推测于1910年左右退役。

“澄庆”

1879年7月25日，即船政第三号铁胁轮船“康济”下水后第五天，船政第四号铁胁轮船兴工建造，仍然属于“威远”级。工期如此紧凑的缘由，在于当年南洋大臣、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函商，沈葆桢以南洋海防急需得力军舰，要求从船政调拨。对于开山之祖的要求，船政的回应相当积极，原本计划调出“扬武”、“威远”两艘军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