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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元年七月，直隸巡撫李維鈞上疏雍正帝，要求在直隸州內將丁銀併入田畝之中徵收，認為這&ldo;實在是對貧民百姓大有益處&rdo;。李維鈞吸取了黃炳的教訓，他深知有力之家不樂意這樣辦，可能會出來阻撓；而戶部只知按陳規辦事，也不會同意，因此要求雍正帝&ldo;乾綱獨斷&rdo;，批准他在轄區內進行。雍正帝不再像對待黃炳那樣，而是對李維鈞的建議很重視，把他的奏摺交給戶部及九卿、詹事、科道一起討論，並明確指出：&ldo;此事尚可少緩，更張成例，似宜於豐年暇豫，民安物阜之時，以便熟籌利弊，期盡善盡美之效。&rdo;雍正帝把丁歸田糧視為要事，主張小心處理，以期達到最好的效果。九月，戶部複議，同意李維鈞的主張。雍正帝還不放心，再次提出讓九卿複議。如此從元年六月黃炳提出，一直到十一月，雍正帝才正式批准。

自從雍正帝批准在直隸實行攤丁入畝制度後，各地普遍開始推行。雍正二年春天，黃炳開始在山東實行。同年十二月，雲南巡撫楊名時奏報他的轄區&ldo;子孫丁&rdo;的嚴重情況：有的人戶早已沒有半寸土地，人丁也不興旺，但丁役冊上有多人的丁役，歷代相傳，編審時也不予減除，使孤貧之丁承繼上輩的徭役。楊名時表示要改變這種不合理情形，向直隸學習，使丁從糧辦。雍正帝同意了他的要求。雍正四年（1726年），河南、陝西、浙江、甘肅也先後實行了攤丁入畝制度。五年（1727年），江蘇、安徽、江西相繼實行。七年（1729年），湖北也實行了。至此，絕大部分省份均先後在雍正年間實行了攤丁入畝制度。山西省和貴州省稍遲，是在乾隆年間開始實行的。盛京（今瀋陽）、吉林等地，最初因&ldo;戶籍無定&rdo;而未實行，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盛京實行，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吉林實行。

在實行攤丁入畝制度的過程中，中央政府並沒有規定具體的實施辦法，各省都本著簡便、高效、靈活的原則，結合實際進行探索。多數地區均以縣為單位，把康熙五十年該縣的丁銀總數，按畝分攤到田賦中去，隨田賦一併徵收。具體辦法有兩種：一是將一州縣的丁銀平均攤入田賦中，即原來應納的田賦銀若干，再加納平均攤入的丁銀若干，由土地所有者統一完納。如直隸各州縣，每田賦銀一兩，攤入丁銀二錢七厘；再如河南確山縣，每田賦銀一兩，攤派丁銀一分八厘。這種辦法，著眼於田賦，田賦多的，攤入的丁銀就多；田賦少的，攤入的丁銀就少。運用這種辦法的還有廣東、四川、直隸、福建、山東、雲南、河南、陝西、浙江、甘肅、江西、廣西、湖北、山西諸地。另一種是把一州縣的丁銀平均攤入到田畝之中。如安徽祁門縣每畝土地攤入丁銀一分六厘。這種辦法，是著眼於田畝，土地多的，攤入的就多；土地少的，攤入的就少。採用這種辦法的只有江蘇和安徽兩地。

攤丁入畝制度的實施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是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是明朝一條鞭法的深化和發展，是中國封建社會賦役制度上的一次有積極意義的重大改革，對清代社會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第一，攤丁入畝制度的實施，結束了清初賦役制度的混亂局面，保證了中央政府的錢糧收入，這是實行攤丁入畝制度最主要的目的。以田賦徵收數額為例，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共收田賦銀24449724兩，糧4731400石。嘉慶十七年（1812年），共收田賦銀32845474兩，糧4356382石。按每石糧均折銀1兩計算，則嘉慶十七年所收田賦數額，較之康熙二十四年所收田賦數額增加了2749。

第二，攤丁入畝制度的實施，合理了稅負。按田畝多少來徵收所有賦稅，改變了原來丁、地分征帶來的賦役不均狀況，使無地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