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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他告诉我，他年轻时在北京上过学。在这之前，我并不知道他还有这个经历。他还说，那时到北京要走好多天。看来，重新迁居北京，引发了他对青年时代的回忆。

火车上住在邻包厢的乘客来自西藏，他个子高高的，喜欢用一种带点奇怪音调的汉话逗我和哥哥玩。他常常不在包厢里坐，而是到两节车厢连接处去，我们就到那里去找他。当张师傅过来的时候，就和他一道“吹牛”。他是谁，我不知道。

在这次旅行中还发生了一个小“事故”。我睡在包厢中的上铺。那时的卧铺车厢的上铺不是像现在的那样有一个栏杆，而是靠两根吊在顶上的宽带子来保护乘客不从上面掉下来。但那时我个子小（到北京后有相当一段时间中在班里是小个子），晚上睡着后不知怎的就从两根带子之间滚下地来。当时摔醒了，但没有觉得有什么，立即又爬上去睡了。第二天，发现包厢里一个茶杯的把断了，显然是我昨晚造成的。祖父、祖母庆幸我没有碰伤。我当时觉得很不好意思，认为是“出笨”了，并认为是犯了一个错误，因为那时受的教育是不能损坏公物。乘务员来了以后，祖母告诉他小孩摔下来把杯子碰坏了，表示要赔偿。后来是否赔偿了，我不知道。现在想起这个情节觉得好笑，哈，那时怎么没有想到指责铁路方面没有保护好“消费者权益”、要铁路方面“赔偿精神损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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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街3号（1）

到成都以后，家住新南门外十七街3号。从新南门向南不远有一条先向西再向南的街，就是十七街。街的南端和东西走向的大学路相接，而大学路的南面当时都是农田。3号处在靠近十七街南端的路西。这是一座独立的院子，院内的主建筑是一栋小楼。类似结构的院子向北比邻排列还有两座。和我家相邻的一座住着邓锡侯将军，我们称其邓爷爷。邓爷爷比祖父年长，他和祖父一样也是毕业于保定军校，上个世纪40年代当过四川省省长，抗日战争时期率川军出川，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参与指挥台儿庄战役。1949年12月，和祖父一起离开成都到彭县宣布起义。解放后任四川省副省长。

3号的院门坐西朝东，比较高大，至少当时觉得如此，门框是水泥的。进得门来有一条宽四五米长十几米的通道，通道两边种着葡萄，上面是葡萄架。　走过通道向右亮出一块“坝子”，和通道面对也即坝子的西面有一排平房，大约五六间，是工作人员的住房。坝子北面有一个花园，花园是圆形的，围种着齐腰高的万年青，有几个口可以进入。挨着花园是一座两层的小楼，楼门坐北朝南，外面有一个敞厅。

进楼来是一个厅，正中央挂着一个大表。厅的左侧是秘书的办公室，右侧是客厅。穿过客厅是饭厅，饭厅是南北向矩形的，里面摆着一张可围坐10人的大圆桌。饭厅西北角上的一个门通到楼后面门廊，门廊东西狭长，北面是后院。后院不大，通过楼侧的两条狭窄的过道和前院连通。后院的西北角是厨房，厨房门和门廊仅距一两步，遇下雨天把饭菜端到饭厅虽略有不便，但也无大碍。

从楼厅直走是一个过厅，厅的左手是楼梯，楼梯下有可堆放杂物的小屋，小屋旁有一间居室。厅的右手边也有一间居室。这两间居室分别是两个保姆以及她们的家属居住。过厅北面的门通向后面的门廊和后院。

楼梯拐两个弯就上了二楼。上楼后的左边有一门通阳台，右边是一个过道，过道为南北走向，尽头的门进入二楼客厅。过道边还有一个门，进去是家里设的经堂，即通常所说的佛堂。进二楼客厅，左边是祖父祖母的起居室。起居室有三个门，一个通客厅，一个通经堂，一个通卧室。祖父祖母卧室还有一门通阳台。客厅右边的房间是我和哥哥的卧室，里面是卫生间。

站在二楼的阳台上可以看到邓爷爷家的院子。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