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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才有钱卖东西,也才肯出高价买东西,更认定这一流人物所需要的东西是奢侈品,不是生活必需品。于是他们拼命去加紧生产花样翻新的衣料、皮鞋、香水等等,于是一方面奢侈品充满市场,另一方面生活必需品非常缺乏,一般人却喊民不聊生,造成一个很畸形的社会,这不是自由放任经济的流弊吗?”
其二,也是由于追求最大利润之故,嫌“军需工业之利小,也不肯去生产”。这显然不能满足战时的需要。
其三,作为后进国家,不能抵御强国的经济攻势。他说:“我们须知道二十世纪是经济斗争最猛烈的时代,在这放任经济的方针之下,何能经得起列强经济进攻的打击?所以我们为生产生活必需品计,为参加国际经济斗争计,实不能不抛弃放任经济,而另以计划经济来代替它。现在世界上的强国,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采取计划经济的”。
我想,祖父的上述思想多少和蒋百里先生关于民族兴衰的思想有关。祖父讲到,“蒋百里先生从民族之兴衰,发现一个国家民族‘强’、‘弱’、‘亡’的根本原则,就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则强,相离则弱,相反则亡’。” 循着“生活条件和战斗条件一致则强”的道理,对祖父的“以计划经济代替放任经济”的主张便比较容易理解。当然,如果更深入地考虑,即使承认蒋百里先生提出的原则,对于生活条件和战斗条件如何一致等问题也还可以有不同的思路。
由于没有给出严格的前提条件,也没有充分的论证,因此祖父的上述论点从学理的角度看并非是无懈可击的。然而,它无疑体现了一个政治实践者的现实观察、感受和判断。由于没有后来我们接触的那些意识形态的色彩,这些根据倒显得质朴、实在。我始终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曾选择计划经济模式,不仅出于*主义公有制原则的原因,而是出于建立强国的现实考虑。
今天,合作化运动也好,大跃进也好,计划经济也好,已不似当年那样一片光华,其暴露出来的弊端受到了不少的批评,许多批评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看不到这些东西的出现其实有着更深远的社会潮流的涌动为背景,看不到在中国寻求生存发展的过程中各色弄潮者的尝试,而把问题都归到中国共产党的“发明”上去,显然是成问题的。然而,这不也是在一段时间中,把现代革命史和建设史都变成党史的后果吗?欲揽全功,必担全过,历史研究和载述自然是以尽量全面真实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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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游(1)
祖父在成都的时候是比较忙的,经常开会。不过,星期天得暇,有时也与祖母领着哥哥和我出去游玩。
近处去的比较多的是武侯祠和望江楼公园,远处则去过都江堰。
若论印象深,首推都江堰。那一天清晨,雨过天晴,祖父、祖母带领哥哥和我,乘祖父的专车离开成都,前往灌县,说是去看一个水利工程。水利对我并不陌生:出家门向右过街就是大片稻田,水渠纵横;向左走不多远就是府南河。而今天要去看的水利工程是什么样子?
路途中的一个小插曲更增加了此行观水的兴味。在沿一条河行驶的时候,不知道是路坏了还是河水上涨把路淹了,司机李成国看看水不深,向祖父说要把车开到水里去行一段。“走嘛。”祖父相信司机的判断和技术。有这话,司机一脚油门就把车开到水里。顿时,车窗两侧水花飞溅,车子如若行舟。司机如此行路看来是很有经验的,车子既未熄火,也未淤陷,旋即脱身上路,奔驰而去。
至今留在我脑海中的都江堰是从山上俯瞰的景象。两江分势,静静流向辽阔的川西平原。我感受到开阔,但不是震撼。我想到了重庆。那里山夹着江,常常会听到奔腾的涛声。这里却是那么的谧静。
祖父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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