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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子是不要去问的。以后想来，这样的规矩，和祖父的政治生涯，和他在严酷的*中形成的习惯不无关系。近年读到有的政治人物后代写的回忆文章，谈到父辈如何与之谈论内部政治问题，而算其年龄尚未成年。当临此时，我内心颇有不安。

我闻到屋里有一种强烈的异味，味道是从放在厅里的几个圆鼓鼓的囊中出来的。后来我从厨师张师傅那里知道，那囊是牛肚做的，里面放的是酥油。我从小对酥油的味道并不陌生，家里设有经堂供佛，里面就点有酥油灯。但那天我觉得从囊里散发出来那股味道非常难闻。几年后在北京和父亲讲起这种感觉，他说，不可能啊，酥油是很香的，恐怕是你的嗅觉特别。的确，我的嗅觉对羶味特别敏感。直到今天，我对于某些羶味食品，仍是心存顾忌。不过，那几袋东西的味道确实很特别，张厨师也是这样认为的。父亲权且接受了我的味道特别说，他的进一步推测是，依那时的交通条件，那些客人从藏区到成都要走很多天，天气又热，可能酥油变味了。

送走客人后，祖父高兴地吩咐用客人送来的酥油做糌粑吃。第二天，全家吃了一餐糌粑。糌粑是用青稞麦炒面和着酥油捏成的饼子。这是我第一次吃这种食品。祖父吃得津津有味，显然对此颇有兴趣。而我却对那味道难以接受。我想不吃，被祖父制止了。他说，这样好的东西怎么能不吃！又说，不能择食，要养成一个习惯，有饭不论好坏都要抓紧吃饱。我只能强吃下去。

“不能择食，有饭不论好坏抓紧吃饱”这样的话，祖父说过多次。在我成人以后，一次他又向我说起这个话，并且说，过去在部队的时候行军打仗，常常刚端起饭碗就又要出发，所以有饭一定马上吃，否则就可能饿肚子。他这一说使我对他讲这个话的个人经历背景有了一些了解，这是他从“非正常的”环境中得来的一个生存经验。

小时候吃东西，一是因为饿，二是因为馋，两种情况都是为自然欲望所诱致。这次酥油糌粑吃后，我知道了，有的时候还需要“强吃”。从后来的生活经历来看，强吃虽然是很少有的情况，但只要走南闯北、跨文化交流、适应社会环境，而人们又把吃（或不吃）作为交往中相互发送的信号，那“强吃”至少对我个人来说，应是一个必备的能力。

记得1967年初，和几个中学同学一道从北京向南步行“长征”。走了一个月，到达河南兰考县。这一天，天降大雪，在雪地里走了一天，疲劳加上雪光晃眼，傍晚到达一个村子时感觉头晕。这个村子叫秦寨，是当年焦裕禄在兰考当县委书记时蹲点的贫困村之一。我们找到大队干部，被分派到各家吃饭。我和一个同学去的那家，大娘做了玉米面和红薯干粉窝窝头给我们当主食，还弄了些干白菜熬成一锅特别款待我们的“菜”。饭菜进口后，觉得里面有沙土，很牙碜，特别是款待我们的“菜”，沙子更多。那时的口腔和嗓子还没有经过粗陋食品的打磨训练，加之头晕，所以非常不想吃。但那家的大娘非常热情，不断让我们吃，盛情难却，就只能强吃。吃完出来到村中街上，冷风一吹，忍不住呕吐了。好在没有吐在大娘家里。回到北京后，有一次祖父问到我外出的见闻，我也把这段经历讲了。他听后说：“对的。”

酥油和糌粑（2）

那是盛情下的强吃。也有非盛情下需要强吃的时候。1968年12月到山西省山阴县山阴城公社四里庄大队插队后不久，按照当时“忆苦思甜”的模式，我们要求村里安排了一次吃“忆苦饭”的活动。“忆苦饭”是以糠为主，加些麸子做成的团子。说是团子，其实并不能紧凑地“团”起来，只是大致捧住成一堆。“忆苦饭”吃到嘴里后，嚼来嚼去嗓子就是抗拒，不往下走，最后只能强吞硬咽。其实，当时所见和后来所闻，多数“贫下中农”把“忆苦饭”不是吃几口扔了，就是带回家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