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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怀德，所以结果还是没有好大的成功。这一点，你们也应特别注意。”

祖父要求下属至少不蹂躏、不摧残佛教，这是硬约束。至于信仰佛教，是作为“公务人员与民众感情联为一气”的更高要求提出的。我体会，他本人是依据这个更高要求去做的，在此过程中，他的观念也有被佛教所化的部分，乃至于形成为某些潜意识。信仰形成和变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潜移默化发挥着重要作用。

有一件亲历的小事使我相信佛教对祖父心灵的内化作用。1970年代初，祖父因患肺炎引发高烧，一度昏迷不醒。送到北京医院住院治疗后，我每天去陪住护理。一日清晨，我正站在他的床边，见他醒过来，神情清朗。祖父定睛看了我一会儿，含笑说，我刚看见一个金光菩萨站在那里，再仔细看，是你啊。我告诉祖父，他已经昏迷了几天。他听后说，这次病已无大碍，过来了，我自己晓得。

高烧后的幻觉里出现佛教中的世界，这说明祖父的潜意识中已经留下佛教影响的痕迹。

祖父虽然认为佛教中有很多优秀的东西并对高僧大德十分尊重，但是他的政治决策总是依据其政治理念和实际的冷静分析，而不是神秘的预言，哪怕是这种神秘预言来自高僧大德。他对于藏区政教合一的制度以及不同政治力量对藏区的渗透有深刻的理解。据父亲回忆，1949年临近解放的时候，曾有西藏大德给祖父来电云：共产党有笼罩全国之势，但终不能成功。这封来电父亲在祖父那里看到，准确时间父亲已经记不清了，但内容却记得十分清楚。父亲向我讲述时是逐字背出的。虽然来电者是祖父很尊重的大德，但是祖父起义的决心并未因此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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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书法（1）

祖母有写毛笔字的习惯，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每天必写。她写字的时候，祖父如果在家，偶尔也在一旁看看。

我有的时候也在一旁看，看着看着，就看出了一点兴趣。祖母看我有兴趣，就开始教我写。怎样握笔，怎样起笔，怎样转折，等等都一一教来。祖母常临帖，她喜欢临的是颜真卿的《勤礼碑》。这也是我最早临的帖。祖母还特别告诫，写字要使每一笔都有力量，好看不好看倒在其次；写过了，即使不满意也不能描。这都是上小学之前的事。记得上小学后，学校书法课的初始阶段是“描红模”，即把作为样本的字以红色在纸上印好，让学生循之描写。祖母对于这种教法很不以为然，并特别反感于“描”字。她认为这样做，就把基础打歪了。尊她要求，我在完成“红模”作业时从来不描，只是写。祖母的这些告诫，对我后来的写字风格，不无影响。

我学写过几次，得到夸奖，更有了劲头。看我开始上道，祖父也介入了。他是用我的名字为例作示范的。他的书法示范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有两处。一是祖父用雄浑的笔触写了个繁体的“刘”字。这个“劉”字，不仅左边的结构使人觉得非常稳固，而且写右边的立刀时最后的顿挫、回笔、挑钩让人感到了意外的力度；二是“定”字最后的一笔“捺”，由细到粗，顿足之后再提起来，很是厚重。祖父写这几个字时的运笔状态深深地印在我脑子里。从祖父行笔和字体结构看，他的字也是颜体的底子。我猜想，祖母习颜真卿碑帖可能是受他的影响，或者就是他推荐的。和《勤礼碑》的字体风格相比，祖父的字没有那样丰润，要更加刚一些，但和我后来临过的颜真卿的《多宝塔》――我觉得那是颜字中偏刚健和秀气的一部帖――的风格相比，没有那样秀。

行笔至此，我想到祖母碑铭的书写。祖母去世后，骨灰存放于福田公墓。后来将骨灰盒移置于公墓骨灰廊时，需要镶一块小墓碑。父亲命我书写碑铭。我以楷书写下“刘母杨蕴光千古”。写那个“刘”字的时候，我想到了祖父教我写“刘”字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