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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发生了一次支票事件。

在为诊所的用品开支票时，维奥莱特出了点错。发票上是四十五美元，她把数字弄反了，支票上写了五十四美元，并将支票留在诺亚的桌上等他签字。实际上，这点错毫无关系，因超出部分将成为下个月开销的已付款项。

但是诺亚气冲冲地闯进候诊处，手里拿着那张支票向维奥莱特大叫，“你这不要脸的笨蛋！你把我的钱乱扔，想要我破产吗？”

安德鲁恰在这时走进诊所，几乎不相信他所听见的话。看来，维奥莱特也是这样。她站起身来，庄严地回答，“汤森大夫，从来没有人用这种态度对我说话，我也不想再听这样的话。我这就走，不再回来了。”

安德鲁刚想插话，诺亚厉声说，“不用你管！”维奥莱特说，“谢谢你，乔丹大夫，但是我再也不会在这儿干了。”

第二天，安德鲁想和诺亚谈谈这件事，但这位长者只是大嚷，“她不尽职。我另雇了一个；她明天就来上班。”

如果这几件事不是这样毫无关联，或者一件接一件地紧挨着的话，安德鲁还要担心些。但他对自己这样解释：人越来越老时，工作方面以及日常生活的压力都会使绷紧的神经发作，使脾气古怪。归根结底，这也是人类的特征。安德鲁自己有时也觉得那种压力，但虽想发火，结果还是控制住了。看来，诺亚控制不住自己的怒火。

尽管如此，这几件事仍使他烦恼。

西莉亚在事业方面的进展却顺利得多。

一九六○年二月的一天，西莉亚抛开她负责的推销业务到费尔丁·罗思总公司去办点事。萨姆·霍索恩把她叫到他的办公室里。萨姆显得很轻松，招呼西莉亚很热情。看来国内销售部这副担子并没把他累垮，她感到，这是个好迹象。根据她自己的长远规划，这也是个可喜的迹象。但萨姆的头发显然越来越稀疏；再过一年，他四十岁生日时，他的头发可能全秃光了，不过他配上秃顶倒也合适。

“我想见你，是为了国内销售部开会的事，”他宣称。

西莉亚已经知道，费尔丁·罗思两年一次的销售工作会议，将于四月份在纽约的沃尔多夫·阿斯特利亚饭店举行。会议对外不公开，参加者有公司所有的国内推销人员和国外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在三天会议期间，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等首脑人物也都要出席。

“我也想去开会，”西莉亚说。“但愿你不是来告诉我那个会只许男人参加。”

“不但不是只许男人参加，而且头儿们要你在会上发言。”

“我愿意，”西莉亚说。

萨姆冷冰冰地说，“我料定你愿意的。现在，看看讲什么题目。我曾和伊莱·坎珀唐谈过，他和其他人都希望听你描绘一下你推销药品的经验体会——从女性的角度。建议你的讲题为：‘一个妇女看待新药推销的问题’。”

“我又不能照本宣科，”西莉亚说，“不过，就讲这题目吧。”

“你的讲话要一直很轻松，可能的话幽默一点儿，”萨姆继续说。“不要讲愁人的或严肃的事情。不要讲容易引起争论的事情。十到十五分钟就足够了。”

西莉亚沉思着说，“……我知道了。”

“如果你愿意，可以起个草送来，我看过后提点意见。”

“我会记住你这话的，”西莉亚说，她已经对如何发言有些想法了，根本不打算写出来给谁过目批准。

“你那地区的销售情况一直很好，”萨姆赞扬她。“坚持下去！”

“我也这样想，”她承认说，“但要是有些新药就更好了。顺便问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