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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的结果往往败诉，然而李敖依然每次都不为邪恶所惑，只身上阵，以寡敌众，以弱对强。李敖为什么要打司官，他自己如是说：我从36年前（1962年）被胡秋原告到法院后，自此讼性大发，打官司变成家常便饭，前后出庭几百次，或原告、或被告、或告发人、或代理人，进出法院，自己几无宁日，而对手与法官更无宁日。36年来打的官司之多，已难毕数，但有一批官司，最有施教作用，那就是我跟台湾伪政府的官司，也就是以老百姓身份跟官衙的官司。自来衙门欺负老百姓，本是常态。但这一常态得以形成，老百姓的消极配合，也有以致之。换句话说，一方面衙门欺负你，作威作福；一方面你忍耐它的欺负，逆来顺受，这样子搭配，才完整构成这一欺负的作业，而令大官人私心窃喜，获得快感。

如果被欺负的一方，挺身而斗、据理力争，不甘被欺负，而要跟衙门斤斤计较、纠缠不休，则衙门未必胜算，而大官人未必得可偿失。斗争到最后，衙门之头可灰、大官人之脸可土，而吾济“刁民”之一口鸟气，亦可稍吐于万一矣！我生平是深信这种斗争哲学的，我以做“刁民”为荣。每遇到衙门找麻烦，只要是于法有亏、于手续欠妥的，我一定把麻烦找回去。问题是一定得找到机会才好动手，好在国民党坏事做得多，机会是不愁没有的。

自述：一元钱官司与禁书事件（1）

一元钱官司与禁书事件

纵观李敖在台湾的涉讼经历，多与他在台湾所处困难受压的境地相关。其宁死也不肯向黑暗与腐败低头的硬骨头精神，是李敖数十年来闹衙涉讼的根本闪光点。一个在台湾虽有才学知识，却始终得不到用武之地的知识分子，怀才不遇而且多次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或者受到逮捕，或者遭到监视，或者自己的著作遭到当局的无理查禁。种种生活的无奈与艰涩，促使李敖勇敢地站起来面对严酷的抗战。其反抗禁书的1元钱官司和他在台中遭到当地官员查禁图书而引发的诉讼，就是李敖无数大小诉讼案的一桩。请看李敖自己是如何叙述此案的经过。李敖说：

“我生平著作上百册，可是国民党查禁了96册，查禁法令，种类滋彰，或根据‘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或根据‘出版法’、或根据‘戒严法’、或根据‘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不但弄得自己眼花缭乱，尤其在下级执行人员执行时，更是眼花缭乱。就在这种眼花缭乱中，在几乎李敖作品每出必禁的‘惯性’下，一个机会来了。1985年4月25日，我出版了《李敖千秋评论丛书》中《五十·五十·易》上下两册，其中下册经警备总部以‘淆乱视听，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云云为由，予以扣押，并通令各级学校、警察机关等有关单位，清查报缴；但该丛书上册，却漏未查禁。不料令下之日，部分下级执行人员却弄不清楚，索性见书就查，以致该丛书上册，也难以幸免，一并由台北市政府出具大量查扣收据，满载而归。

“到了6月24日，我由龙云翔律师代理，向台北市政府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书’，告诉他们：‘正因为贵衙门有关人员利用职务上之机会，以强迫手段，违法扣押未经查禁之书籍，致使请求权人所发行该丛书上册除被违法扣押46本外，其余未扣押部分，也因而不能陈列出售，妨害请求权人发行、出售之权利，损害请求权人可得预期之利益6901元（内含已扣押46本书价6900元及未扣押部分优待为1元）。’台北市政府收到我的‘损害赔偿请求书’后，自知理亏，且知我来者不善，决定屈服。乃在1985年8月29日上午，在法规委员会召开协议，主席林秋水，由洪以逊代，另有新闻处赵鹏科长等，一共5位，与我达成‘台北市政府国家赔偿事件协议记录’，确定‘本府部分执行人员误扣上述丛书上册属实，本案本府有赔偿责任’。8